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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不改變其“台獨黨綱”，則其主張的“台灣人”內涵中充滿的都是“獨立建國”的“台灣民族論”。 |
中評社╱題：何為“台灣人”？ 作者：雷玉虹（上海），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台灣人”在當下是一個耳熟能詳、被廣泛使用的詞彙。“台灣人”通常是指居住、生活在台灣的人，或台灣的居民。與上海人、北京人一樣，本是一個地域居民的概稱。但近三十年來，“台灣人”正逐漸成為一個政治上的符號，持不同立場者給予了其截然不同的解讀。“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問題也引起了海內外媒體、學界及民衆的廣泛關注。如果我們從學理上對“台灣人”這個概念的形成歷史進行梳理，將會發現其並非超越時空的概念，而是近現代島內政治鬥爭的產物。“台灣人”概念的內涵是隨著島內外政治狀況的演變而不斷發生變化的。
清代之前無“台灣人”
台灣島位於東亞大陸架的東南邊緣，隔台灣海峽與廈門福州相望。大陸文獻中有關台灣的確切記載始於三國時期，時任吳丹陽太守沈瑩所著《臨海水土志》詳細記載了吳國孫權派衛溫、諸葛直訪夷洲（今台灣）的經過及在地的風土人情。元朝政府曾在澎湖設立巡檢司，派兵駐屯。近年來南台灣發現的唐代祖宗牌位，也為兩岸悠久的交流歷史提供了物證。
明朝末年，台灣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登上了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史舞臺。除主要來自大陸的先住民外，還有大陸漢人、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日本商人都曾在台灣留下足跡。1683年清政府正式將台灣納入版圖，並在台灣統治了212年，奠定了今日台灣以大陸閩粵移民為主的社會基礎。至清末台灣的行政區域已經由清初隸屬於福建省的一府三縣發展到清末的台灣升格為省，內設置三府、六廳、十一縣。清政府在台灣興辦教育，推行科舉制度，使台灣社會形成了擁有移民的祖居地華南特色的移民社會，確立了中華文化在台灣的主體地位。
但在清朝“台灣”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島上的居民被以地域、種族或血緣來分別命名。清政府將台灣居民分為“漢”與“番”兩大類，將歸化清朝的先住民稱為“化番”或“熟番”，沒有歸化的先住民稱為“生番”。將漢民又分為漳、泉之民與廣民（客民）。官方將台灣島上的漢人通稱為“台人”、“台民”，又以移民前的祖籍地而分別稱之為“漳人”、“泉人”、“粵人”，而漢人移民也以此自稱。
清代台灣不但未生成具有地域共同體性質的“台灣人”概念，也罕見有地域意義上的“台灣人”一詞。
在抵抗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出現的“台灣人”
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後，台灣、澎湖諸島依據《馬關條約》被割讓於日本，遭受了50年的殖民統治。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前期，面對台灣民衆蜂擁而起的頑強反抗，日本政府採用武官總督對台灣實行軍事高壓統治。自1895年至1915年期間，殖民政府動用正規軍隊及武裝員警殘酷鎮壓台灣民衆的各種武裝反抗。例如在1915年“蕉吧年事件”中，日本殖民當局對抗日的台灣民衆實施集體屠殺式的鎮壓，並在事後的審判中判處903名死刑，成為世界審判史上空前殘酷的記錄。在殖民者強大的國家機器鎮壓之下，台灣民衆的抗日活動自1920年代開始由武裝抗日轉為非武裝抗日，即在殖民地體制內爭取“台灣人”的權益。
“台灣人”一詞在日據早期使用的並不多。早期日本人稱台灣漢人為“台灣人”時，都是為了與中國大陸漢人區分，說明台灣人民在大陸的活動；而“台灣人”一詞在島內使用時，主要是為了區分漢人與日本人。大致在日本殖民統治中期非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台灣人”一詞的使用開始增多，台灣抗日人士稱自己為“台灣人”是為了與“日本人”區隔。但到殖民統治末期，日本殖民者因為擔心朝鮮人和台灣人有異心，不稱朝鮮人為“朝鮮人”，而稱他們為“半島人”。相應地，為了防止“台灣人”意識的滋長，也將台灣漢人概稱為“本島人”，於是“台灣人”的提法又驟減。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官方一直沒有使用“台灣人”一詞。日據初期台灣總督府將台灣島內居民分為內地人（日本人）、本島人（台灣居民）、外國人三大類。而將本島人又分為漢人（或土人）與蕃人兩大類。本島人下分為福建、廣東、其他與蕃人（熟蕃、生蕃）。1930年泰雅族人發動“霧社起義”後，日本人大幅修正“理蕃政策”，由原先的軍事高壓統治轉變為懷柔政策。1935年6月4日日本殖民者頒布《台灣總督府訓令第三十四號》，將台灣居民分為內地人（內）與本島人兩大類。本島人下面又分為福建族（福）、廣東族（廣）、平埔族（平）、高砂族（高）四大類。內地人指日本人。福建族指閩南人，也稱福佬人。廣東族指客家人(事實上客家人也有來自福建的)。曾被稱為土人、支那人、蕃人或蔑稱為清國奴等的台灣非日本人居民，從此在法律上就被統稱為“本島人”。台灣漢人稱自己為“灣生仔”（在台灣出生的人們），或“福佬人”、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等。
日據中期台灣島內及留學日本、大陸的台灣知識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殖民主義的世界潮流及大陸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影響下，曾出現一波非武裝抗日鬥爭。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們與大陸留日學生共同舉辦“應聲會”，並成立了“新民會”、“東京台灣青年會”等組織。他們通過在東京辦雜志、報紙等形式表達台灣民衆的訴求，進行爭取台灣民衆權利的鬥爭。他們提出“台灣人”概念來表示與日本人的區別。這時的“台灣人”同時包含有地域與種族上的涵義，指的是居住生活在台灣的屬中華民族的漢民族成員之意。如林呈祿稱：“台灣島民大部分是從支那的福建、廣東移住來的”，是“支那民族裏的台灣人”。蔣渭水也強調“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麽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但日據時代台灣民衆的抗日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所爭取可以行使參政權的“台灣人”僅指居住在台灣的漢人，並不包括先住民。在這裏議會設置的對象為“日本人”、“台灣人”、“熟番人”，不包括此時被稱為“生番”的高山族先住民，而且“台灣人”是與當時被稱為“熟番人”的“平埔人”並列的概念。
由於日本在台灣實行的是隔離各族群的分割統治，各族群的台灣居民間並沒有機會走向融合。雖然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日本大正民主期間，島內外的台灣知識分子曾聯合起來，進行文化上的非武裝抗日運動及體制內要求平等權利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最後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鎮壓下失敗。在日本殖民統治末期，雖然因為皇民化運動使日語在台灣社會得到推廣，但台灣社會總體上還是一個各族群彼此獨立、缺乏交流的社會。先住民各族之間不能交流，就是客家人與閩南人之間也不能交流。所以在日據時期台灣各族群之間不能說已經形成共同的連帶意識或稱作“台灣人”的共同體意識。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表現出的台灣光復初期的情境恰好表現出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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