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行政與立法部門妥協的結果，是對於違反“一例一休”的公司，採取不以裁罰為主，而是以勸導為主的態度。試問此種低度執法的作法，難道不會對民眾強化法治觀念造成影響嗎？明明在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目的是要讓民眾相信司法正義，民進黨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在傷害司法正義，試問召開司改“國是會議”的意義在那兒？
“法庭透明化和裁判書親民化，法官跟檢察官的進用及淘汰機制的改革，打造專業中立的司法體系和建立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真的是台灣司法改革的重點嗎？執政的民進黨仗著在“立法院”有席次過半的優勢，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依條例成立的“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在未經合法程序下，即凍結相關資產，試問以這樣的態度來推動司法改革能彰顯司法正義嗎？
更何況“國是會議”的位階始終啟人疑竇，再加上年金改革“國是會議”的結論，被送到“立法院”後，雖經蔡英文勸說不要離年改會版本太遠，然而關鍵條文卻修得比年金改革“國是會議”結論更加嚴格。這不僅導致受改革影響甚巨的團體開始“遍地開花”地抗議蔡英文的視導行程，也讓“國是會議”的結論究竟有多少效力，引起外界莫大的質疑，會不會司改會議結論送到“國會”後，又被改得面目全非。
不僅如此，蔡英文親自擔任司法改革的召集人，以及“國是會議”決議最遲五年內，“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改採“政治任命”，由“司法院長”提名法官人選，交由遴選委員會篩選，再交由“總統”從其中名單提名。這樣的改革究竟是為了司法改革，還是為了擴張“總統”的職權？此外，調整“總統”的職權牽涉到“修憲”，豈能如此草率即決定。由此看法民進黨推動的司法改革，勢將如其他改革一樣，又是施政災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