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替罪羊的“異類”
歷史為歐洲積澱了深厚的集體宗教心理，在這片土地上非基督教的文化始終是異教的因素，異族的人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能被一時的“文化多元主義”容忍和接受，但難以被平等地融進。尤其是在主流社會面臨困難和危機時，異類的存在便被視為威脅，猶太人的“替罪羊”悲劇在過去千百年中不斷上演，為這樣的歷史趨勢提供了明晰的注腳。
我們應從足夠廣闊的時間和空間視域中去考察當下歐洲的難民問題，宏觀思考全球治理的現實和未來。世界歷史經歷了三百多年“現代”階段，西方文明以強勢的姿態擴張至全世界，這種擴張既伴隨著侵略戰爭與經濟掠奪，也伴隨著西方價值觀主導下產生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發展模式的輸出與推廣。
冷戰結束後，歐美體系加大“治理全球”的力度，但世界並沒有被治理得更安全，更美好，甚至連歐洲也被拖入動蕩之中，成為需要治理的對象。歐洲的政治家們還在忙著解決眼下的難民問題，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根本解決問題需要找出問題的根源。歐洲需要反思，需要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向外擴張終歸要面對回擺的反彈，這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歷史和現實的警示。
人類越來越是一個命運的共同體，它關乎每個國家和民族，也關係到每個個人的命運。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