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首次領導人會議之後，台灣方面一直想方設法做一些小動作，試圖突破“西雅圖模式”限制，李登輝還不遺餘力地爭取自己親自出席，以凸顯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但在大陸的堅決鬥爭下，這些圖謀都遭到失敗，並使“西雅圖模式”固定了下來，成為台灣當局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慣例。
二零零一年中國作為東道主在上海舉辦第九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陳水扁企圖籍此以此作為打破“西雅圖模式”，親自出席。在中國大陸明確拒絕陳水扁與會後，陳水扁要求改由“總統府資政”李元簇代表他參加。他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李元簇曾任“副總統”，可能突破“部長級官員”的層級限制，另一方面李元簇是台灣地區的刑法權威，曾任“法務部長”，也可擺脫只限於財經技術官僚領域的困境。但陳水扁的做法遭到大陸的嚴厲批判和堅決拒絕，台灣當局最後宣佈缺席上海“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據說，事後陳水扁後悔不已。因為剛參加“雙部長會議”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尚未離開上海，正是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適當人選。但由於自己的意氣用事，決定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形成自一九九三年“APEC”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來，台灣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缺席的記錄，而且更是缺席在中國大陸召開，對台灣當局來說具有一定政治意義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民進黨內也是埋怨聲連連，因為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損失，受損失的倒是台灣自己。
更令民進黨難受的是，此後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即使是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的人選也被“打回頭”，只能由無官方背景的企業界人代表出席，包括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宏碁計算機董事長施振榮等人。只是在二零零八年之後，由於馬英九承認“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內涵，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人選的位階及背景，才發生了大突破，先後由曾任“副總統”的連戰、蕭萬長參加，而且連戰並非是經濟領域的官員，而是政治領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