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意義上，雄安新區或將再造一套新的城鎮化紅利分配機制。政府和百姓成為城市的“股東”，其它參與城市建設的主體，則以自己不同的資源和特質作為投入要素，最終大家共享土地增值帶來的收益。這既避免了“虧兩頭，富中間”的不公，也為政府進行城市建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
雄安新區建設的思路，正逐漸清晰。但這畢竟是初步思路，其中涉及更多具體而複雜的制度設計，需要細化落實，也需要處理政策法規的銜接問題。而在這一過程中，許多老問題繞不開，新問題也可能不斷湧現。比如農民的土地由於質量、區位、用途的不同，將來產生的收益肯定不一樣，怎樣確保農民之間的分紅更加公平？積分的規則如何設計才更加合理？農民和政府之間的分紅比例又該如何確定？一系列問題雖然棘手，但作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雄安，卻可能是這些制度創新的最佳試驗田。
改革開放近40年來，有多少當初不敢想、不敢試的新舉措率先在地方落地，最終推向全國。試點先行—系統評估—全國鋪開，已經成為中國推進改革的重要經驗和方法。而雄安所具有的獨特政策資源、戰略地位乃至歷史方位，為嘗試突破今天城市發展的瓶頸打開了空間。城市終歸還是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期待雄安給出新的答案。
（來源：人民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