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講，土地改革乃至土地制度的革命就是一種“變法”，而變法必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因此，強政府和變法很多時候就成了現代性社會的象徵。現代化既是一個全球化進程，也是一個國家比賽的遊戲。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強政權推動的變法，很多長期實行封建制、部落制的國家在生存上會更加困難。當然，美國情況比較特殊，所謂的“美國例外論”在於它地廣人稀，最一開始又主要是是信奉基督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同質性民族（對印第安人實行種族清洗之後），因此可以若干自治性封建體聯合的形式存在。但當聯合自治觸碰到根本利益即財產權時，這種自治很難繼續維持，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控槍難題。
近些年來，美國槍擊案接連不斷，而且惡性程度還有所加劇。2012年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造成28人喪生，其中20人是兒童。桑迪·胡克小學案之後的98天，美國幾乎每天都有槍擊案發生，共造成至少2243人死亡。2016年奧蘭多槍擊案死亡49人，傷44人；不久前發生的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再創新高，致死59人，傷500多人，相當於一場中型戰爭的傷亡規模。每次“大屠殺”後，美國從總統到坊間無不悲痛欲絕，控槍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歷次民調也都顯示，最少80%、最高95%的民意都強烈要求控槍。但最終卻總是民意如空氣，每次都不了了之，惡性槍擊案成為一種常態，說好的尊重民意的“民主”哪裡去了？換個角度觀之，我們甚至可以說，人人可持槍的美國事實上已處於一種“准內戰”的狀態。
一些以浪漫化視角看待美國的人認為，老百姓作惡並不必然意味著政府作惡。言外之意，美國政府是好的，作惡者在民間。這種認識與其說是“啟蒙”的，不如說是被“蒙蔽”的。他們應該明白，槍支泛濫之惡不但是民間之惡，更是國家之惡、政府之惡。一個國家政權不能保證百姓生命安全而使後者經常處於危險之中，這難道不是一種“惡政”嗎？如果政府為了保護百姓想修憲卻做不到，則意味著政府已陷於一種惡政之網，只能看著惡政惡性循環。這種惡政的根源，就在於美國政治制度中的那些封建制因素。在器物層面，美國無疑是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之一；在法律性的制度層面，美國卻還帶著無法抹去的封建制痕跡；在精神層面，美國到處揮舞的“普世價值”意味著它依然奉行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美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答案應該是一個十足的矛盾混合體。
當曾被視為優越的制度不能與時俱進而成為前進的枷鎖時，這種制度就意味著“政治衰朽”。“政治衰朽”曾是50年前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為形容發展中國家政治而創造的名詞，如今卻被其學生弗朗西斯·福山用來形容美國的政治制度，斷言美國已處於“政治衰朽”之中，因為美國已經成為“否決型政體”，難以有所作為。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它難以“變法”控槍而保護百姓的生命安全。（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