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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互利合作 |
第二是“制定完善”。隨著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港澳迅速縮短差距，港澳地區與內地的人員流動日趨頻繁與深入，港人到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工作生活的人數不斷增加。舉例而言，近年來香港女性嫁內地男性數目大增， 2016年達到7626宗；而與之相反，同時期香港男性娶內地女性的數目則由1997年的28309宗下降到2016年的15300宗。在中國內地經濟水平持續提高的大背景下，這個群體中的部分港人，加上到內地學習的青年學子，以及那些願意到內地發展的港人，數量將會持續增加。如果這些港人能夠獲得“學習、創業、就業、生活”與內地“同胞同等的待遇”，他們將是“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受惠者，也是融合發展的最佳粘合劑。
第三是“發展壯大”。香港、澳門根據《基本法》，都已經進入選舉社會，如何在“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指導下，通過選舉保證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能夠以“愛國者為主體”，就是一個必須認真面對、切實解決的問題。根據循序漸進推進政制改革的原則，通過直選進入立法機關的議員比例將會不斷上升，普通選民手中的選票對未來香港、澳門立法機關的議席結構具有越來越大的決定權。十九大報告強調要“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相信就有這個方面的考量。對香港而言，如果想要在立法會直選議席上實現反超，保障立法會理性議政，真正落實《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就需要在選民結構上謀求大幅增加愛國愛港選民。香港社會其實是存在著大幅增加愛國愛港選民的客觀條件的，關鍵在於内地能否調整相關政策，採用切實可行、富有成效的方式方法。例如，過去20年，兩地跨境婚姻累積超過48萬宗，相當於香港家庭住戶比例約20%。跨境婚姻的基本元素是港人與內地人組成家庭，這種組合對於保持“國家觀念”非常有利，人數也達到約100萬人，且多數具有投票權；而以平均兩個孩子計算，涉及總人數約200萬，確實屬於一個巨大的群體。如果利用香港承認多重戶籍的法規，讓這個群體通過調適政策保留或恢復使用內地身份證而不必放棄現有的香港身份，在“學習、創業、就業、生活”等方面獲得與內地“同胞同等的待遇”等，這個群體最有條件成為愛國愛港力量的中堅。如果更進一步讓所有合資格香港、澳門公民都可以依法申請内地身份證，對“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抑制“港獨”、縮限“港獨”滋生的土壤和空間，必定產生快速而重大的影響。就是説，充分落實“國民待遇”與“國民身份”，誘發“國家認同”並形成、固化“國家觀念”，可以儘快達到“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的目標。
第四是“憲制責任”。毫無疑問，這四個字主要是針對香港而言的。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簡稱23條）。應該說，近年香港一些激進分子從戴著口罩揮舞港英時代的龍獅旗，到有些違法亂紀者公開鼓吹“港獨”，甚至在2016年的春節期間公然製造流血事件形成動亂，還把“港獨”言行推進立法會和中學校園，與香港囘歸至今遲遲不能就23條自行立法，有很大關聯。十九大報告特意點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就表明不應不能長期拖延。但是要推動23條立法，以目前香港立法會的席位組成，通過的機會很低。這種立法會議席的構成也表明，需要切實可行的方式方法“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香港才能順利完成“憲制責任”。如果想要被動等待香港“社會環境允許”，實際是等待反對派“偃旗息鼓”、“回心轉意”，恐怕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等待，甚至是“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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