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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深化，將為台灣青年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
中評社╱題：兩岸青年交流之效用、限度與超越 作者：郭艷（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
20世紀50年代以來兩岸長期的敵對性政治結構以及90年代以來島內分離主義影響的擴展，使台灣社會原有的國家認同及兩岸認同產生異化，拉開了台灣民眾與大陸的心理距離，使之在兩岸交流中形成了一道無形的心理邊界。近年來，台灣青年中這種心理邊界的存在與強化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尤為突出。青年群體是兩岸發展參與者乃至未來引領者,兩岸青年交流雖然拉近了兩岸社會距離，但台灣青年心理邊界的維持凸顯了交流作用的限度。未來，逐步消融台灣青年在兩岸關係上的心理邊界，需要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切實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
前言
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道路，兩岸在遵循“九二共識”原則下開展“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合作，朝著大交流、大合作、大融合的方向發展。當下台灣 34 歲以下的青少年成長於李登輝、陳水扁“去中國化”時代，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對大陸的認知是偏向的、不全的乃至完全負面的。為使台灣青年能夠瞭解大陸，進而認知大陸、消除誤解、增進共識，近年來，兩岸各領域各階層開展了林林總總的各類青年交流活動，兩岸青年交流乘著兩岸關係的大勢快速發展。
然而，自“太陽花學運”後，島內一些年輕人開始對兩岸交流持不同意見。尤其是2016年民進黨重新執政後，蔡英文當局拒絕接受“九二共識”和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基礎，使得台海局勢更加嚴峻複雜，嚴重衝擊兩岸交流合作乃至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在新的形勢下，檢視之前兩岸青年交流的成效，認知其限度，對後續加強兩岸青年融合可提供重要的借鑒與參考。
兩岸青年交流的效用：拉近兩岸社會距離
近年來隨著兩岸青年交流不斷深入，島內赴大陸以及大陸赴台攻讀學位、交換的學生數量不斷增加，每年還有數萬名青年學生參加兩岸有關方面舉辦的夏令營、冬令營、研習營、辯論賽、實習等各類活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兩岸青年對對方的看法。整體而言，當前兩岸青年交流雖尚存一些缺失，如過於注重形式、模式單一、參與感弱、互動性差等，兩岸青年交流的路徑還需要不斷擴展和深化，但不可否認的是，兩岸青年交流增進了相互瞭解，若就認知和印象層面來看，兩岸青年交流已取得相當大的成效，相關民調資料和學者研究成果都有力地揭示了這一點。
島內民調結果顯示，整體而言，隨著兩岸密切互動、交往頻繁，包括台灣青年在內的島內民眾增進了對大陸的瞭解，對大陸的負面刻板印象有所改善。《聯合報》2016年9月民調顯示，島內民眾對大陸政府的好感升至31%，對大陸民眾的好感升至44%，創近年來新高。民調也顯示，來過大陸以及接觸過大陸人的民眾對大陸政府和民眾的好感更強，赴大陸就學、就業、移民的意願也更高。島內“對外關係學會”2016年8月民調顯示，在認為大陸對台灣經濟最有幫助的25.8%的民眾中，尤以20-29歲的年輕人認同比例最高。
兩岸學者研究成果也顯示，開展兩岸青年交流活動的意義顯著。耿曙、曾於蓁對參與兩岸青年交流的台灣學子進行系統的深度訪談後發現，兩岸青年交流的確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首先，交流能化解部分先入為主的偏見，也能改善部分對“中國”或中共的嫌惡；其次，交流能加深對對岸經濟社會發展的印象，甚至因此重新設定生涯規劃；最後，交流可以充分展現接待單位的友善熱情，建構出雙方持續互動的溝通管道。簡言之，適當的人際交流與接觸，確為降低族群偏見、化解刻板印象的重要關鍵。①尚紅娟、張一平為了考察“大陸經歷”對台灣青年群體的影響度，對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的18-34歲台灣青年群體的大陸生活狀況進行調查後指出：台灣青年對官方性質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的評價較高，參與交流的積極性較高；大陸經歷對於台灣青年對大陸社會、政府和人民等各方面的觀感有著明顯的效果；大陸經歷使得大多數台灣青年認為，中國大陸的崛起對台灣而言，機會是大於威脅的。②
社會距離是人與人之間或群體與群體之間親密和疏遠的等級和程度，它可以測量不同群體或個體之間的心理接納意願，能表現實際或潛在的社會衝突。莫莉從“接觸假說”出發，探討了通過人際及網絡與大陸進行接觸對台灣大學生兩岸社會距離感知的影響，其研究指出，在兩岸均屬於一個“歷史、地理、文化的中國”為前提的“民族內共同體”的形成過程中，同根同源的文化和特殊的歷史經歷使兩岸民眾所感知到的、衡量彼此親密度和潛在問題的社會距離一直處於變化之中。台灣大學生對大陸的親密度處於中等略偏親密的狀態，無論是人際接觸還是網絡接觸都有助於兩岸社會距離的拉近。③
可以看出，兩岸青年交流的成效是不容否認的。通過交流，台灣青年可以更充分地瞭解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和大陸對台的方針政策，更真實地感受到大陸同胞對他們的親情、友愛和善意，有助於他們更全面、客觀地看待大陸和兩岸關係，從而拉近兩岸社會距離。
兩岸青年交流的限度：心理邊界的維持
如前所述，通過交流，兩岸青年會修正以前的一些認識，化解之前由學校教育、新聞媒體、網絡等途徑所形成的部分刻板印象，從而更接近社會真實。此外，由於成長於網絡時代，兩岸青年有很多共同的話題和觀念可以分享，使得很多人覺得兩岸青年人的差異會隨著兩岸經濟社會發展水準的接近而自然減少。但事實上，雙方表面上的相似性難以掩蓋根本性差異，從而使交流的局限性得以凸顯。這種差異性與當前台灣青年心理邊界的形成與維持緊密相關，並突出表現在已成異己關係的身份認同上。
作為族群邊界論的代表者，1969年，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ck Barth）主編出版了《族群和邊界》一書。在書中，巴斯把族群互動作為討論的中心。他認為，形成族群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不是語言、文化、血統等。穩定的族群邊界是社會的或者是政治的邊界，而文化邊界則可能變化多端。分類體系對於建構和保持族群邊界至關重要。④在台灣，對兩蔣時期的絕大多數台灣民眾來說，兩岸雖然屬於分裂狀態，但同屬一個國家的意識無疑是明確的。然而，李、扁時期，台灣當局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權力，不遺餘力地推行各種“去中國化”政策，從客觀實在的政治建構到主觀的心靈上重新塑造了台灣民眾基於“台灣主體”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從而對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施加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可以說，“台獨”政治精英通過政治和社會建構，有計劃地改變了台灣人民心中的中國形象，透過民主化來帶動本土化，逐步改變“中國”一詞，使之在台灣人民的心中成為打壓台灣、欺侮台灣，以及落後、僵化、不民主、不進步的“敵人”，從而在島內逐步建立起“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對立，將“台灣認同”等同於“國家認同”，將大陸視為“外國”。台灣民眾以此進行社會分類，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與大陸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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