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樣的日本，我們不需要有任何怯意。雖然我們在國家實力的某些指標上仍明顯落後於日本，例如人均GDP、社會發展程度、包括“工匠精神”在內的國民素質、世界級的創新企業以及高科技製造行業的技術領先優勢，但從綜合國力指數來看，我們已超越日本，即便在日本領先的諸多指標上我們的差距也在縮小。無論如何衡量，日本可以侵略和實質性傷害中國的歷史都一去不複返了。
2012年12月二次上台以來，安倍在東南亞、歐洲、印度、澳大利亞以及俄羅斯等方向上四處外交和經濟出擊，制衡中國的“積極和平主義牌”讓安倍差點跑斷了腿，但效果又怎麼樣？特朗普上台後，安倍唯恐美國從亞太地區戰略退縮，更是急於訪美並與特朗普見面，不惜降低身段、曲意逢迎；在TPP問題上，日本政府想一力承擔沒有美國的TPP，以便在亞太經濟合作進程中打造疏離中國的“日本品牌”。但令安倍失望的是，中美關係仍在包括高層密切對話在內的各層面溝通中前進。面對日本的拉攏，東盟國家也從沒考慮過要對東京“一邊倒”。
即便如此，對安倍這樣的對手，我們仍應懷有一點“敬意”。在賽場上，尊重對手是一種風度、更是一種能力。今天，當我們與日本這個近代以來對中國傷害最深的老對手重新站在了東亞地緣戰略的搏擊場上，給它一點“敬意”又何妨？日本侵華罪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任何人要美化和篡改那段侵略歷史我們都將鬥爭到底。但今天中日競爭的舞台和背景都已發生時代性變化。作為對手，日本仍有許多值得中國人學習和效法的地方。而且，正因安倍主政的日本越來越呈現出中國強勁對手的特質，我們更需深入了解它、熟悉它。單純地給安倍和日本貼標簽，我們民族心理中的虛榮心會因自我滿足而享受到情緒上的“盛宴”，但我們真的深入了解和全面熟悉這個對手嗎？這是今天我們必須反躬自問的嚴肅問題。
該是重回“接觸日本”的時刻了
岸信介政府以來，日本在近代軍國主義戰爭中被擊敗的陰影使日本一部分人萌生頑固的民族主義情結，安倍和他的勢力就代表了這種情結。在今天複雜、多邊的東亞地緣政治局勢中，權力結構正發生有利於中國的實質性轉變，因此，一直以大國自居的日本在戰略上必然選擇制衡中國。在冷戰後日本是繼續堅持和平主義還是轉向民族主義的糾結中，安倍明確地選擇了處在西方自由主義與憲法和平主義雙重掩護下的大和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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