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現代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也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和組織形式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信息技術的發展極大地降低了研究合作的交易成本，打破了以往的專業分工體系，使得跨學科交流和綜合性研究更具吸引力，數據的分享成為大勢所趨，而政府決策過程的透明化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互聯網等信息技術也降低了普通民眾獲得政策信息和進行政策討論的成本，也使得民間政策研究機構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這些趨勢必然會對現代智庫的形態和運營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
觀察上述特征，可以看到我國智庫建設的基本環境與改革開放起步時的初始條件有著很大程度的相似，都是既面臨著對傳統體制繼承和改造的重任，又面臨著時代賦予的機遇和挑戰。在這當中，如何合理地確定原有政府政策研究部門的角色和適應現代信息技術發展對智庫研究方式與組織形態的衝擊，是成功構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的關鍵因素。
堅持智庫發展的“中國特色”
在黨中央對我國智庫建設提出的要求與定位中，“中國特色”與“新型”是兩個關鍵詞。“中國特色”強調我國智庫建設的根本目標是為中國的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服務，因此，智庫必須圍繞中國問題展開研究，清楚地認識中國的國情與其他約束條件，在此基礎上形成有效的研究方法體系，給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正如在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所指出的，“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與此同時，它也要求我國的智庫在研究視角和觀點上要基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具有理論自信與文化自信。“新型”則是強調智庫必須創新。這裡的創新是全方位的，不僅指政策建議、研究方法、理念思路上的創新，而且包括組織形態、管理方式、服務方式的創新。《意見》中關於智庫建設重大意義的第二款指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這賦予了新型智庫更深的含義。它意味著，這裡的創新不僅停留在智庫本身的層面，而且是整個國家治理體系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智庫的建設與創新不能夠拘泥於自身，而必須同國家層面的治理體系改革與發展相協調、相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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