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走訪留壩縣八個鄉鎮的十多個行政村發現，通過組建扶貧社，村集體普遍有了積累，少則幾萬元，多則二十幾萬元。一些常年外出打工的青壯年開始返回農村，或就近務工或創辦產業，使前些年衰落的鄉村開始重現生機與活力。
“貧困的形成既與農村閉塞的地理位置、貧瘠的資源條件有關，也與村莊單一的經濟形態、較低的勞動力素質、保守的經營發展意識有關。”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教授袁方成認為，當下急需要圍繞產業發展、生態治理、鄉村文化、社會治理、農民生活等方面激活和發揮鄉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不久前，鄉村振興戰略被寫入中共十九大報告。與之相對應，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基層地區，積極探索具有創新性的生產方式、發展模式正在成為趨勢。
在陜西北部黃土高原，榆林市趙家峁村通過實施“資源變資本、資產變股金、村民變股民”的“三變”改革，不但促進了當地貧困戶脫貧，還有效激活了農村資源，壯大了村集體經濟發展，成為遠近聞名的脫貧致富村。
在西南部的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對包括全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等在內的“七權”精準確權，探索出了“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模式，走出了一條農村改革促小康的“塘約道路”。
陜西省政府參事、從事農村問題研究30餘年的鄭夢熊認為，以留壩縣為代表的農村發展模式是伴隨農村產業、就業、收入結構變化的一種有益嘗試，有利於破解農村發展困局，有助於重構和調整新農耕時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各地不同的探索、重構與調整，叫響了農村集體經濟，為穩定脫貧打下了基礎，短期看有助於脫貧攻堅目標的實現，長期看有助於完善中國農村基層社會治理，有利於鄉村振興。”鄭夢熊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