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肯定校長警惕王新龍所表達的一些觀念可能對孩子造成誤導的教育者“敏感”的同時，也必須承認，我們恐怕也不必對一位保安的“職業觀”和“成功觀”予以過度苛責，或要求過高。畢竟，王新龍所說的，不過完全是基於其個人的職業與人生體驗。你可以說它的價值傾向不太正確，但卻無法否認它具有足夠的現實說服力。都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可作為保安的王新龍顯然不會這麼看，這種認知的差異，真的僅僅只是“學歷”和“讀書多少”的差別所致嗎？
我不確定，在收到校長的私下提醒後，90後王新龍的職業觀是否會發生改變。但卻很難說，他日後的人生不會繼續受到他在信中所透露的那種現實命題的驅動。而對他個人而言，這其實未必一定有問題。所以，當我們如果過於強調一種“正確”的職業觀，在某種程度上是否也構成了一種隱性地“歧視”？繼而，站在育人的角度，相較於告訴小學生們何為正確的職業觀，直接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像保安這樣的底層從業者，他們的職業觀到底是什麼，又是如何生成的，是否也有必要讓孩子們知曉？然後再基於開放討論，得出一個“最優”答案？
一封不一樣的離別信，有人感受到了暖心，有人看到了一名保安的“逆襲”，有人察覺了其中的“不適”。這種複雜多元的“讀者反饋”，其實很多時候就是一種價值觀、職業觀“碰撞”的結果。所以，不必急著為它們劃分對錯，基於同理心和跨越職業、階層之上的理解與平視，就已足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