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在台灣實施的“一國兩制”，肯定是台灣版的“一國兩制”，這是新生事物，在過程中要不斷探索、豐富和發展。據此，我們從台灣本土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回首台灣歷史，在大清治下的兩百年間，兩岸就是實施“一國兩制”，因為漢人在內地福建是可自由買賣土地，在台灣是實施漢人只准租但不准購買原住民土地的制度，因為中央要保障原住民生計及其土地所有權。
陳長文律師稱“兩制是例外”。陳君可能有所不知，“兩制”在歷史上並非例外，有時甚至是常態，大清在“我國”各地就是實施“一國兩制”，例如在內地是實施經由科舉考試而直接派任官員治理的行省制度，在蒙古實行保留蒙古王公貴族世襲的盟旗制，在西藏實行農奴的政教合一制，但就全國而言，則是以“大清”為核心中國國家一體化的國族教化。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近代西方地跨亞歐非長達六百年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
陳長文律師更稱，“一國兩制”（或“良制一國”）“是要讓所有的中華民族同胞，透過和平理性的態度追求國家統一在較成熟、良善的單一制度上。”昔日李登輝搞《國家統一綱領》，不也言明兩岸要在和平理性的方式下建立自由均富的共識，以重建統一的中國。二者論述何其相似？都是先將自己說成是“和平性”，接著就是不提“較成熟、良善的單一制度”和“自由與均富”的定義具體指標，都是以遙不可及的抽象美麗之語，具體否定現實兩岸統一可行的“一國兩制”。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生前在其《回憶錄》中，對台灣的《國家統一綱領》就抨擊稱，他（李登輝）“是蓄意地把兩岸鎖定在一個從此難以銜接的位置上。”
再者，陳長文律師亦曾為文強調將“良制”視為統一的前提，但迄今亦未見陳君詮釋其所提“良制”的具體內涵，總不能以抽象的所謂“良制”否定在香港、澳門已具體實踐的“一國兩制”模式。何況實踐證明，就總體宏觀而言，“一國兩制”在港、澳已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故以“一國兩制”實踐和平統一，解決台灣問題，是完全可行的。
事實上，近代東西方迄今所實施的任何政治制度，都是與時俱進因地制宜的實踐成果。因此，在方法上，“一國兩制”可說是當今新時代實踐兩岸和平統一的最佳方案；自廣義的國族制高點俯瞰，“一國兩制”就是解決兩岸歷史遺留問題一國下的“良制”。
（中評社特約作者戚嘉林，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