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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題：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回顧與展望＊ 作者：王勇（廈門）；博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秘書長、經濟一體化平台副教授，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研究員，“985”工程台灣研究創新基地成員
伴隨著2014年下半年以來大陸經濟步入“新常態”，尤其是2016年5月台灣民進黨蔡英文當局執政後執行一系列“去中國化”的兩岸經濟政策，兩岸經濟關係由此開始步入不確定性不斷增加的“深水區”，兩岸經濟關係轉型發展也開始經歷“陣痛期”。儘管如此，由於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存在較大的“先天”互補優勢，加之兩岸擁有獨特的同文同種天然聯結，因此，兩岸經濟實現融合發展仍是大勢所趨。
一、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歷史軌跡
1980年代中後期以來，伴隨著台灣經濟逐步邁向轉型期，台灣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加工出口基地。與此同時，在台灣島內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保險業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台灣傳統加工出口企業開始不斷向外轉移，其中，大陸由於擁有與台灣相近的地緣和人文元素，尤其是擁有較為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逐步成為台灣傳統產業向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基於此，台商向大陸投資客觀上促進了兩岸經濟聯繫的加強和兩岸產業分工體系的形成，並促成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的進一步提高。而且，隨著台商在大陸投資的拓展，其在大陸的經營日趨“本土化”，使得台商轉移企業和投資事業的生產營業對大陸的依賴程度進一步提高。與此同時，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深人發展和經濟的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吸引台商在大陸投資發展的政策環境和法制條件、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環境日臻完善和優越，對台商在大陸投資的進一步發展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從而推動台商在大陸投資的進一步發展。
從總體上回顧，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先後經歷1987—1990年的局部較快發展階段①、1991—1992年的迅速發展階段②、1993—2001年的調整階段③、2002—2008年的轉型發展階段④、2009—2014年的全面熱絡發展階段⑤。
通過這幾個發展階段，兩岸經濟關係已經達到一种較高水平，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也取得顯著進展。2009年6月，海協會與海基會負責人簽署《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與《海峽兩岸航空補充協議》。12月在台中第四次兩會負責人會談中簽署《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海峽兩岸標準講師檢測認證合作協議》。2010年6月，兩會負責人在重慶正式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該協議已於201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之後，2012年和2013年兩會又陸續簽署《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稅務合作協議》、《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協議》、《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協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二、兩岸經濟關係近期發展態勢（2014年至今）
（一）兩岸經濟關係步入“新常態”
一方面，兩岸貿易依存度總體達到較高水準，但兩岸貿易增速下降。據大陸海關統計，2014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和出口依賴度已分別達33.7%和48.4%。同時，2015年，兩岸貿易及台灣對大陸出口的年均增長率同比下降4.9%和5.5%⑥；另一方面，台灣到大陸投資總體數額較高，但增速下滑明顯。2014年，與韓國對中國大陸投資約佔20%的情況相比，台灣在大陸的投資佔其全部境外投資比重達57.4%，相對較高，但台商赴大陸投資的最高潮期已過，年均增長率衰退嚴重。2015年衰退達23.8%；第三方面，兩岸經濟關係制度化建設與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困難凸顯。
2009年，胡錦濤主席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⑦提到“建立更加緊密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進程⋯⋯有利於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與此相應，時任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的馬英九也希望通過“先兩岸、後國際”的經濟整合路徑參與全球產業分工，但兩岸在“可行途徑”的具體方案上一直沒有明確共識，台灣有高度興趣參與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⑧、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議題也沒有找到可行途徑。與此同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後續協議中，《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雖然簽署，卻因島內“立法”部門不予通過而至今無法生效。而且，《海峽兩岸貨物貿易協議》因2016年島內政局發生重要變化而不確定性增加，下一步商談能否簽署還要取決於雙方溝通情況和兩岸關係形勢，進而影響到兩岸經濟關係制度化建設。
（二）未來兩岸經濟關係不確定性增加
2016年台灣地區“5.20”大選後，自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面臨重大考驗。同時，全球及兩岸經濟的深刻變革與轉型態勢，使兩岸經濟關係面臨市場動能轉換、產業步入新競合階段、利益分配複雜化等新問題，兩岸經濟關係步入“深水區”。
一方面，兩岸經濟關係不確定性升高，將對台灣經濟形勢及未來轉型升級方向產生重要影響。近期內，兩岸均面臨經濟下行壓力，若兩岸經濟關係發展進程受到干擾，對各自經濟尤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較大。而從中長期看，在全球經濟深刻變革、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興起態勢下，台灣未來轉型升級之路也面臨方向性選擇，即選擇結合兩岸與全球資源加強自我創新升級之路，還是繼續走依靠美、日發達經濟體技術與產業移轉之路，不同選擇將對台灣經濟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另一方面，近年來兩岸經濟關係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如果不能化解反而放大，對兩岸經濟關係將產生深遠不利影響。未來兩岸產業競合趨勢及利益分配問題若放大，會進一步增加島內社會對兩岸經濟關係的疑慮。自1980年代兩岸經貿關係恢復和發展以來，兩岸經貿關係一直得到島內主流民意的認同，但近年來兩岸經濟關係新問題的出現及政治操弄，島內社會對兩岸經濟關係的看法已有複雜變化。這種民意的變化將影響深遠，2008年以前，雖然政治強力阻礙兩岸經貿關係發展，但在市場作用和民意壓力下，政治力的阻礙受到抑制，台灣當局與大陸經貿交流不得不被動開放。但今後如果台灣社會對兩岸經濟關係的民意發生變化，阻礙兩岸經濟關係的政治力反而可能得到強化。第三方面，兩岸經濟關係走向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趨於複雜。自1987年以來，兩岸經濟關係一直是兩岸關係發展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內容，扮演著先行者的角色。2008年以來，兩岸“先經後政”，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在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進程中得到率先實踐。同時，兩岸經貿往來是兩岸人員交流往來的重要管道和兩岸增進共同利益的重要平臺。但隨著未來兩岸經濟關係步入艱困期，其在島內產生的政治社會效應也將趨於複雜，未來可能出現兩種變化走向：一是兩岸經濟關係艱困衝擊台灣經濟發展，經濟選民的理性聲音增強，使島內發展兩岸經濟關係、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力量壯大；二是兩岸政經關係形成非良性循環，島內民眾對兩岸經貿往來的疑慮增強，進而影響其政治傾向。第四方面，在新時空背景下，兩岸經濟的轉型升級必然要經歷一個陣痛過程，政治因素的疊加會進一步延長“陣痛期”，將使兩岸經濟和民眾付出更多的代價。從長遠看，市場力量終究會發揮主導作用，以兩岸經濟的發展態勢、兩岸存在的互補優勢，以及兩岸同文同種的天然聯結，兩岸經濟實現融合發展是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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