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廣納台灣資本參與大陸金融市場改革。《若干措施》包括三項擴大兩岸金融開放與合作的措施。以目前兩岸關係來看，涉及兩岸電子支付機構的開放、開放台資銀行發行銀聯卡及雙邊聯徵資料開放調閱等政策，由於蔡當局政治敏感性較高且缺乏兩岸溝通管道，短期實現仍有障礙。但允許台資銀行與中國同業協作，通過銀行聯貸等方式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等同於開放台資銀行在中國的放款業務。當前兩岸聯貸合作多由外資銀行主辦，由於島內資金剩餘多，如果由陸銀或台銀相互主導規模較大的聯貸案，將可為島內人民幣資金增添出路，增進台灣資金運用效益，提高銀行淨利差及利息收入，增添未來島內金融業獲利增長的想像空間。在大陸設點的富邦、一銀等13家銀行可望率先受惠。
因此，惠台新政立刻在台灣資本市場引發回響。其中，台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2025”等領域享有同等待遇，滿足特定條件更享有稅賦減免、投資及研發費用抵稅等優惠。由於這一規劃將發展智慧製造、高階製造裝備、工業機器人等產業列為重要政策，將大幅提升對自動化、機器人的需求，因此，將大陸作為最大出口市場的台灣工具機產業股，特別是已前進大陸的業者，如亞崴、程泰將成為受惠者。此外，消費電子、金融等族群，鋼鐵、塑化、水泥等原物料族，以及昇華等新興文創股也是贏家。3月的台灣股市，亞泥受惠大陸水泥產業去產能嚴格執行和“31條”後的基建商機，漲幅超過4%；聖暉受益於大陸半導體、光電及面板等產業客戶對無塵室、機電工程的強勁需求也被市場看好。
更讓業界震撼的則是FII在大陸A股創紀錄的“跑步上市”。長期以來，大陸股市籌資容易和高本益比是對台商的致命吸引力，但通過審查卻並不容易。迄今為止，在A股上市台商共計28家，去年僅核准3家。去年底，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就已在成都預告，大陸將推動台商在大陸上市，希望未來能在大陸股市形成“台企類股”。作為新經濟的“獨角獸”，鴻海上市生逢其時，適用了此前證監會“即報即審”的新規定而得以“插隊保送”，未來若以本益比30倍估算，FII掛牌後市值可超過人民幣5000億元，將超過A股龍頭海康威視約人民幣3500億元的市值。郭台銘身家也將從85億美元、全球排名第181，翻倍為196.88億美元，排名躥升至第55，超越韓國首富三星會長李健熙和日本第二大富豪優衣庫老闆柳井正等。如果《若干措施》進一步擴大FII的頭香效應，預計將有更多指標台商選擇在台灣下市或切割部分事業，出現打包赴A股上市的風潮。此外，6月，A股將被MSCI新興指數納入，也將大增國際能見度和對台資的吸引力。
更深層次來看，作為“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一環，大陸在今年推出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後，升級大資本市場也是合乎邏輯的改革行動。而扭轉“新經濟獨角獸”“境內賺錢、境外分紅”的現象，力促其回歸A股，可謂是這一改革的起手式。因此，“惠台政策”是大陸整合兩岸市場要素、參與全球競爭大格局的一個環節和過程，而並非以所謂“窮台”、“虛台”為宗旨。未來，大陸的“一帶一路”等戰略性的重大發展計畫和專案也將逐漸將“直接惠台”納入進程，繞過蔡當局直接與台灣社會和民眾進行對話。
三是促進兩岸文化的產業對接與價值共構。由於對兩岸長期陷入“冷對抗”的預期，一段時間以來，許多落戶北京的台灣影視人都預計“2018是嚴寒的一年”，除了已經站穩市場的大咖，後來者機會渺茫，業界甚至還流傳著“配額縮減”、“儘量不用台灣人士”的耳語。《若干措施》的出台則打破了台灣業者的疑慮，讓他們感受到了“春暖花開”的善意和喜悅，也預期台灣影視產業將進一步提高在大陸市場的能見度和佔有率。
《若干措施》大幅放寬了兩岸合作攝製影視劇的主創人員、大陸元素、投資比例和故事題材等方面的限制；取消了電影合拍立項申報費用，縮短兩岸電視劇合拍立項階段故事梗概審批時限；並對台灣圖書進口業務建立綠色通道，簡化進口審批流程。其中有些條款，從2004年的《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到2013年的《關於加強海峽兩岸電影合作管理的現行辦法》，就已在不斷做出鬆綁；而兩岸影視產業的合作探索，則是實踐走在了規範的前面。此次，《若干措施》首次完全放開相關限制，並讓業已存在的兩岸影視合作“實至名歸”。空前的開放也為兩岸影視合作帶來了全新的契機。例如，雖然進口片配額不受限制，但台灣製片人更青睞可以自主選擇檔期的合拍片。今後，他們不必為了迎合審查而“硬搭一些奇怪的角色或場景”，可以更為自如地發揮其在創意方面的優勢。而台灣製作人擅長的“小而美”的文藝片，也將獲得更廣闊的市場空間。
《若干措施》立刻引發台灣業界回響。台廠如華研、霹靂、昇華等都紛紛表露分食大陸市場大餅的渴望和想像，籌畫新的投資佈局。百聿提出將與大陸的指標性流媒體平台結盟合作，近年積極耕耘大陸市場的霹靂則將強化真人劇的合作強度。而島內本土文化產業也在孕育新機。例如，在台灣陷入“劇本荒”的時代，大陸線上影音業者愛奇藝進入台灣市場後，則攜手台視、東森等“網台聯動”啟動“百萬袋鼠計畫”，扶植培育台灣本土導編演人才。
不過，大陸文化產業市場雖方興未艾，但在影視產業等領域卻也出現了近乎飽和程度的激烈競爭。大陸電影2017年總票房近600億人民幣，其中，台灣影星彭于晏挑梁3部片《乘風破浪》、《悟空傳》、《明月幾時有》收進15億；而陳國富、陳正道等優秀的台灣電影主創者卻在激烈的競爭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新的惠台政策大幅降低市場准入門檻之後，台灣影視人必將迎來空前的機遇，但仍需保持市場競爭力的錘煉和正確的價值觀導向。
對於大陸空前的政策力度，島內輿論難免做出“影視產業上下游被連根拔起”的條件反射。誠然，市場經濟有其自然的要素流動規律，但《若干措施》著墨文化產業並不在於“掏空”，而是要通過兩岸產業界擴大交流合作，在融合發展中共同豐富發展、共同建構中華文化軟實力和價值追求。兩岸文化歷史一脈相傳，《若干措施》同樣有可能引發兩岸對傳統文化的共同保護和推廣的飛躍。台灣的廟宇隨處可見，其雕樑畫棟多承襲自福建泉州、廈門；歌仔戲、舞空竹、搶頭香等是兩岸共同的文化記憶，台灣的高水準教師可以來陸推廣，甚至申報非遺文化傳承人；台灣的文創產品優惠也有望加速通過審批。可以說，《若干措施》以宏大的視野，展現了兩岸文化合作的廣闊格局與未來。
而台灣雖長期以文化軟實力為傲，但在島內政治因素和所謂“主體意識”的干擾下，正在逐漸遠離中華文化的“道統繼承”和“敘事詮釋”身份，無法放大精神格局，也欠缺與國際和華人文化圈連結。過度而偏狹地強調“台灣主體”身份，導致台灣文化產業只能一頭扎入島內狹小市場，躲進當局補助的小確幸，在同溫層內抱團取暖，陷入了低成本拼低收視率的閉環，這是近年來，台灣影視業者選擇“勝利大逃亡”的深層原因。2018年的元旦，幾乎所有台灣演藝圈大咖藝人雲集大陸跨年晚會：久未合體的S.H.E在浙江衛視，費玉清與王力宏在東方衛視，李宗盛、周華健、張信哲等在江蘇衛視，蔡依林、羅志祥和張惠妹則在湖南衛視。可見，大陸有能力引領、容納兩岸文化產業的共創再造與融合發展，而台灣的人才、經驗、創意、技術和地域特質可以為這一進程注入活水，江河入海方能成其大流。而文化產品所承載和傳遞的中華文化共同價值觀，也是兩岸心靈契合的不竭源泉。
四是加速教育產業對接和人才流動。此次《若干措施》中有19條措施是著力於為台灣同胞在陸學習、創業、就業和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包括鼓勵台灣教師到大陸大學任教，在台取得的成果可以納入評鑒，開放台灣研究人員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四類科研基金，以及參與國家“千人計畫”、“萬人計畫”的機會等。
這其中不少措施，事實上是將現有的做法進一步明確化、明文化。例如，台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早已有多位教授獲邀大陸高校的“千人計畫”或省級的講座教授，年薪多在1至200萬人民幣左右，外加優渥的房屋津貼和家人的就業就學服務。平均而言，大陸高校往往能對台灣教師開出近兩倍的年薪。台“中研院研究員”彭信坤舉例稱，他認識的一位台大經研所博士畢業生在台難求一職，卻獲得大陸山東大學40萬人民幣年薪的邀請。此次《若干措施》還特別著墨兩岸醫療合作。台灣有醫療尖端技術、頂尖人才，自費醫療市場經驗豐富；兩岸民眾有類似的疾病和照護需求，兩岸醫療合作也存在共同進步的利基。儘管去年的民間醫學交流大幅受挫，但《若干措施》的出台，有望激發更多台灣醫學人才到大陸試水溫。廈門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高瑞華表示，他近日每天收到上百個來陸工作的諮詢，其中不少是醫療、金融專業人才。而以推動學生赴陸實習多年的台灣實踐大學為例，約有75%的實習學生再回到大陸工作；而在大陸求學的碩博士生因已有人脈，留陸工作者為近8成。此外，《若干措施》提出對台開放台灣專業人才市場就業與強化人才就業媒合機制，例如向台灣居民開放報名參加大陸53項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和81項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考試，為方便台灣人才在大陸應聘工作，推動各類人事人才網站和企業線上招聘做系統升級，支持台灣專業人才使用台胞證註冊登錄，預期也將擴展卡式台胞證申請量。
然而，在台當局各種苛規嚴矩的限制下，台灣高校教師雖有高度“西進意願”，卻也步履艱難。具體而言，島內的公校教師因受到當局法令限制，無法自由來陸，輕則飯碗不保，重則“有觸法之虞”。但相對於編制內的現職教師，博士畢業生、兼職教師、私校教師及已退休教師則更具來陸傾向。台灣的少子化導致師資力量相對過剩、競爭激烈。因此，大多學校對增聘教師訂下的條件較為嚴苛，甫獲博士學位的畢業生恐怕無法取得教職，因此，較容易受大陸高薪吸引。但台灣教育界認為，相比於“成熟後可能歸台”的年輕博士，更富資源、經驗的退休教授來陸的影響更大。公立大學退休教師若赴私校任教，就會被打成“雙薪肥貓”而無法領取退休金，而軍公教“年金改革”又大幅砍掉退休金，因此，這一群體“西進”意向也最高。
不過，可以預見，惠台新政的逐漸落實，將重構兩岸人才流動的速率、面向和結構。1990年代以來，涓滴成流的台灣青年世代“西進出走”脈動，已逐漸由自發型轉為外力驅動型，呈現出層次抬升與多元面向的趨勢，一方面，能力、經驗較多的高級人才比重上升；另一方面，隨著創業者和求學者的增加，年齡層次不斷下壓。而《若干措施》的惠台新政將進一步擴大這種趨勢。有台學者預測，未來兩年內，台灣“高等智慧人才資本”，和“未來潛在智慧人才資本”的“西進”人數比重將出現倍數躍升，總數可能高達50萬人，甚至有可能演變成島內新世代人力資本的結構性大流失。而後，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年輕產業中堅，因事業需要而常駐或頻繁往來於大陸，並與大陸市場和社會發展出綿密的合作關係。而隨著直接受聘於大陸企事業單位的台灣人士，以及擁有各種證照、資質的台籍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提高，也將逐漸打破目前以台商、台幹、台生為主的在陸台胞人員結構。台灣人士在大陸的職業生涯和人生軌跡將出現更加廣闊的可能性。
島內有輿論稱，《若干措施》將會掏空台灣的人力資本，是“笨台”政策，這種指責實為本末倒置。大陸釋出的利多是一針催化劑，但本身驅策台灣青年出走乃至形成“空巢危機”的背後，是台灣自身結構性的治理失靈、經濟停滯、產業空洞、人際依附、勞資矛盾、低薪困境和學用落差。有台灣青年在Facebook上發文稱，自己在求職、就業中深刻地體會到了壓抑而險峻的現實環境，政治惡鬥、產業停滯、業者保守的後果，由低薪一代來買單，台灣最具發展潛力的年輕一代與台灣只剩下“情感維繫”。而當他們走到大陸，又體會到了島外進步和台灣的坐井觀天，其所學在台灣完全不適用，“只能退休了回來養老”。作者稱，與其被打上“天然獨”標籤，更願意稱自己是被邊緣化的“天然亡”一代。
而對於高層次的精英人才來說，他們在物質回報層次之外，更需要廣闊的空間和舞台，更看重職業的挑戰性和自由度。但台當局一貫在政治經濟上偏安一隅的“小確幸”格局，使其格格不入。例如，蔡當局因“等不及”而叫停一個精密半導體儀器的研發計畫，而要求做一個“短期內可以賣錢的技術”；為“新南向政策”、“轉型正義”而將學術資助重心放在東南亞國家和少數民族相關研究，不加掩飾地排斥兩岸和大陸相關研究；更不要說綠營將手伸進校園，鬧出“一種承諾書”、“台大校長案”等政治干預事件。這樣的學術科研氛圍很難滿足精英人才的成就需求，也難以讓台灣的產業更上一層樓。因此，無論是否有“惠台31條”，台灣人才的出走潮和“漸凍症”都客觀存在，也自然會受到來自世界各國的“圍獵”。例如，台大副教務長康仕仲近日就被加拿大大學以十倍研究經費挖角。
五、兩岸從深化交流融合到實現國家統一仍是長期進程
雖然可以預期大陸惠台新政將從多個層次和領域深化兩岸的人民、產業與社會的深度融合，並將逐漸重塑兩岸關係的面貌。但從政策綱目、政策細節、政策落實、配套保障、整體協同，到台胞在大陸生活發展的良性生態的構建，以及從共同利益到共同認知的凝聚，仍將會是充滿變數的漫長過程。爭取民心向背是一個複雜系統工程，大陸不但將面臨國家認同、價值訴求和治理能力的持續挑戰，也要應對越發頻繁的外部干預風險。
一是經濟社會融合距離國族認同仍有距離，涉台政策落實是關鍵。作為頂層設計的政治原則和制度安排與中觀層次的公共政策體系分別作用在兩岸關係的不同層面，以平等、普惠和融合為特點的“涉台公共政策體系”雖然在社會與經濟層次能夠立竿見影，但世界史也多次例證，有限的歷史時段內，共同市場、利益和文化的耦合不必然外溢出共同的國族認同與政治認知。因此，《若干措施》強調了“中華文化”而不觸及政治認同的硬核層面，提出“同等待遇”等優惠措施，是希望促進更多兩岸交流，讓台灣民眾從改變對大陸的刻板印象開始，逐步理解和認同大陸。
未來，大陸還需繼續修煉“內功”，止於至善，以更持續的發展敘事和更包容性的價值論述來觸動人心、贏取認同。更具體地，涉台政策只有扎實落實、推陳出新，才能打消島內部分人士“口惠而實不至”的疑慮。在綠營刻意製造的“害台”、“窮台”輿論，以及長期以來在島內彌散的“恐共”、反“紅色供應鏈”和“反統戰”等思維慣性和情緒反應下，有的深綠極端分子放話“餓死不吃中國食”，而有的台商和台青則僅將大陸視為與美、日相仿的全球化市場，或一個條件優渥的“鍍金吸金”平台，甚至存在“到大陸賺人民幣與台灣主體認同不衝突”、“賺夠錢就回台灣”的矛盾、投機心態。針對此，有關部門可以考慮將新政策通過立法形式予以確立，以政績指標方式作為保障，確保良法美意能夠精準傳達；針對台胞思維方式和“幸福敏感點”的差異，通過島內外輿論、學者對政策進行科學化、人性化的政策解讀與推廣，化解“統戰”攻訐的負效應。
二是納入多種干擾變數，預先部署反遏制工作。大陸除要持續克難推動政策落地，還需曲突徙薪地防範島內外勢力對這一體系的破壞，其一，蔡當局的體系化反制手段。《若干政策》出台後，蔡當局第一時間就拉高到“國安”層級進行應對，並在充滿敵意的對抗思維下，幾經口水與計算後，由行政部門將“31條”定性為“利中（潛台詞：‘害台’）策略”，推出“八大強台策略”，包括“提升學研人才獎勵、強化新創發展動能、強化員工獎酬工具、優化醫事人員工作環境、加強保護營業秘密、強化產業創新升級、擴大股市動能和發展影視產業”等，預計未來將在產業層面針鋒相對地祭出“政策對政策”的反制措施，全力抵抗大陸“磁吸”效應。這些說法雖然多屬刻舟求劍的陳詞濫調，但仍有可能在實務和操作層面對大陸新政構成阻力。更實質的是，台陸委會此前已將針對“大陸對台‘一代一線’統戰、滲透及人才磁吸”的重點防控作為今年的工作重點，台立法機構也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修訂列入今年的重點工作，目的都是以“防範敵方滲透”角度，從制度和法制層面加強“兩岸防衛機制”。《若干措施》出台後，台當局這方面的動作勢必加大，甚至不能排除綠營在選舉年借相關議題挑動“公投”操作，增加兩岸關係風險。
其二，外部勢力的干預和對沖效應。美西方國家“親台”勢力正通過“挺台”政策或表態，拉台灣進一步單邊滑向美日，以抵消大陸“惠台”政策效應。在《若干措施》出台同時，美國國內“親台派”加速推動“與台灣交往法案（台稱‘台灣旅行法案’）”闖關生效，試圖對沖大陸新政影響，人為、刻意地製造某種“台海博弈均衡”，從而遏制台灣民眾向大陸遷移。無獨有偶，2017年，美國在與台灣“相互免簽”後，又將台灣列為其“快速通關計畫”一員，這些舉措都可以被視為美台民間交往深化、外溢為“事實一體化”和“準官方關係”進程的一部分，是試圖以“美台社會融合”，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施加反作用力。再加上雙方在戰略反導、情報共享等領域的加速合作給台灣帶來的“準同盟想像”，外部力量的“軟硬兩手”是大陸今後任何對台政策所必須納入沙盤推演的關鍵變數。新政逐漸落實，勢必將影響兩岸和島內外走勢，大陸應做好後續第二波、第三波的政策安排與法律因應。
無論有多少有形無形的手在干預，資本與人才的流動仍將遵循“自由市場”原則。正所謂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在兩岸治理能力和發展態勢形成鮮明對比的當下，與其說大陸惠台政策將“掏空台灣的人才資本”，不如說，在大陸全方位、多層次、高格局的人才政策，與短視、平庸、狹隘的台當局政策的較量中，大陸逐漸掏空的是“台灣的民心向背資本”。《若干措施》在島內輿論場引發的風暴式大辯論，已經清晰可見島內民眾對於蔡當局“汙名化、築高牆”的應對思維的不滿，對兩岸當局執政效能反差的切身有感，而鄭文燦、蘇煥智等綠營人士對惠台新政所作出的反應和評論，似乎也在展現大陸惠台政策已經開始萌發對於島內的政治偏好和選舉議題轉向的引導力。可以說，《若干措施》如何重塑兩岸關係的面貌與內涵，目前仍只是冰山一角。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4月號，總第24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