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1日電／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提出的具體目標是“到2020年前，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端智庫”，如何實現上述目標呢？筆者認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必須立足現實，強化國際合作，提升智庫國際影響力。
基本現狀分析
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在2015年成功發布《全球智庫評價報告（2015）》後，2016年啟動了“中國智庫綜合評價AMI指標體系研究”項目，對2335條外部數據進行合併後，保留了1303條考察數據進入第二步的樣本智庫遴選環節。通過三輪調研，項目組共遴選了722家樣本智庫，採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分析方法進行評價，對各類參評智庫531家進行評價，按照AMI指標綜合打分遴選出166家核心智庫，最後在2017年11月發布了《中國智庫綜合評價AMI研究報告（2017）》。報告顯示我國智庫在提升國際影響力方面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第一，我國智庫獨立舉辦的有國際影響力的會議少。即使對於25家國家高端智庫而言，每年舉辦了不少國際會議，但真正能夠產生廣泛國際影響力的國際會議寥寥無幾，受邀在重要國際會議上發表宏論的智庫專家則更少。
第二，我國智庫在國際合作方面缺乏統籌。國際合作單打獨鬥為主，協同合作少；國際合作機構選擇缺乏主動篩選，被動式合作、“隨緣式”合作多；智庫人員參與國際合作交流缺少長遠規劃，短平快項目多；智庫的國際合作項目議題把控不夠，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意圖貫徹不力。特別是，我國智庫人員的跨國互動以單項出訪為主，“引進來”領域的工作相對較弱。國內智庫與海外智庫之間的人員互訪交流並不對等，智庫人員的學習和培養需要通過到海外進修而實現，即我們目前仍處在到西方國家“取經”的階段。這種單向出訪的背後有很多因素，包括我們沒有與國際有關智庫建立起固定的聯絡機制，因此一提起出訪國外智庫，總是想起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等有限的幾家智庫；我們的出訪交流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出訪的天數、次數等，導致對外交流的不可持續；我國智庫的出訪缺乏長期規劃；等等。此外，有的智庫把出訪作為福利，獎勵部分人員，甚至有智庫把國際出訪作為衝抵費用的手段，這些都大大降低了智庫出訪的效果。
第三，在國際有影響力的媒體上發聲不夠。不可否認，西方主流媒體存在著明顯的意識形態導向，如何通過國際媒體，包括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自媒體，發出我國智庫的聲音，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高端智庫的發展。一方面，國內智庫在舉辦的各種會議和提出的各種觀點中涉及的議題仍以關注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為主，國際化、有深度的討論較少，更不必說提出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接受和認可的創新型概念。另一方面，中國的智庫學者目前在國際舞台上表達觀點的機會仍相對較少，很多重要的國際會議中鮮見中國人的身影。中國智庫爭取國際話語權、提升在國際輿論界的感召力和影響力還需要智庫界的共同努力。
第四，我國智庫成果的“走出去”仍然存在著許多空白點。許多國內有較大影響的學術成果、資政報告，並沒有翻譯出版，沒有在國際上發揮引導作用，也影響了我國智庫的國際地位。目前國內智庫的生態圈仍然相對封閉，以中文傳播為主，自說自話的現象較為明顯。這種局限性首先體現在傳播平台的設計和可獲得性上，目前國內智庫的官方網站大都以中文為主，極少數智庫嘗試性地開設了英文或其他語種網站，但結構粗糙、更新頻率較低；而基於使用人群的特點，微信公眾號、微博等的開通更是基本僅服務於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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