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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民國二十七年的“賣妻券”（來源：汪毅夫提供） |
中評社北京7月29日電（作者 汪毅夫）明代末年，以“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名聞天下、名傳至今的馮夢龍在福建壽寧知縣任上撰《壽寧待志》，書中有關於“典賣其妻”陋俗的重要證言，略謂：“或有急需，典賣其妻，不以為諱。或賃於他人生子，歲僅一金，三周而滿，滿則迎歸。典夫乞寬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歸，遂書賣券者”。馮夢龍於此記錄了“典賣其妻”的多種方式，典妻、賣妻和租妻，以及續典、續租和改典為賣、改租為賣。這幾種方式都以妻子為廉價商品。典妻是免費的，本夫在約定到期須交還典金，而典期內妻子相當於抵押品和典金利息供典夫使喚（包括為其生子）；租妻“三周而滿”即租期三年，是為受孕、懷孕、生產、哺育設計的，而“歲僅一金”即一兩金花銀，不足於購米一石；與典妻、租妻的免費、低租金相應，賣妻當然也是廉價的。
福建壽寧縣擋案館庋藏的“賣妻券”（檔案編號023）是“典賣其妻”的證物（圖一）。從該“賣妻券”可知，民國二十七年即1938年，本夫黃阿贊將妻子龔招琴賣與陳世榮，只得禮金法幣10元。在 該“賣妻券”裡，在見（見證人）、媒人（中介人）和代筆（書券人）均畫圈而不署名，他們將名字“陳四”、“發叔”和“辛女”簽寫在券之邊角。據福建省文史館館員陳正統老人報告，“典賣其妻”和經理其事的行為都被認為是肮臟的事，一般要在豬圈裡為之，所用筆、墨也要棄之。“陳四”等人的署名方式，乃出於避諱甚至避穢的考量。由此看來，馮夢龍所記“不以為諱”應該僅是一時一地的情況。
我也是老人，自幼及長，常接受“憶苦思甜”教育，常聽得“萬惡的舊社會”一語。我想，今之海峽兩岸青少年，亦應略知“舊社會”之“萬惡”也。
2018年7月28日記於北京
（作者汪毅夫系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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