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鍵 |
中評社北京8月28日電（實習記者 劉大煒 記者 張爽）中日關係學者在昨日的首屆“國際視野下的東亞格局高端論壇”上表示，雖然當前中日兩國關係逐漸趨於穩定，但由於兩國的眾多結構性問題未得到妥善解決，因此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不能過於樂觀，要以“謹慎的”樂觀看待中日關係。
參與本分論壇的專家和學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鍵，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教授黃大慧，前駐日公使、中日關係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呂小慶，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楊伯江，前駐大阪總領事（大使銜）王泰平，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沱生以及前駐老撾大使關華兵。
黃大慧在對中日兩國關係發展的歷史進行了簡單的總結後表示，2010年是中日關係發展由“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趨向“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的轉折點。雖然從2016年G20峰會之後，中日關係正在改善，但中日關係的基本面並沒有發生變化，可以說中日關係的變化是一種策略上的調整而非戰略上的變化。
在談及中日關係發生轉變的原因，黃大慧表示，促使中日關係的變化的原因既有日本國內社會經濟的需要；也受到眾多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國因素的影響；但更主要還是中國因素促成的。
黃大慧認為，從短期來看，即到2022年前後，中日關係仍會向好的方向發展。因為2022年對中日兩國都是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年份，不僅中日兩國都在這一年舉行大型的體育賽事，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不過，也需要清醒的認識到，鑒於中日兩國之間仍存在的結構性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中日關係發展仍存在局限性。歷史問題、領土領海爭端、台灣問題都可能會在2022年以後逐漸凸顯出來。
此外，黃大慧說，2019年日本現任天皇退位，日本將告別“平成時代”，迎來新的發展時期。如果在此期間日本完成了修憲，我們可能會面對一個恢復自信、民族情緒高漲、重新崛起的日本。而且外部環境（美國因素）的變化也會給中日關係帶來很大的衝擊。如果中美競爭面越來越凸顯，中日關係肯定要受到影響。
黃大慧指出，因此，在看待中日關係發展時不能保持盲目的樂觀，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儘管中日關係存在穩定性，但也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保持警惕，保持“謹慎的”樂觀。
談到安倍訪華這一事件時，呂小慶表示，這是一次“日方積極推動、中方給予呼應、順勢而為”的事件，至於本次能否水到渠成，仍然需要觀察。對待安倍訪華，既不能夠過度期待，也不宜過低評估。總體而言，我們可以對安倍訪華這一熱點事件保持“三個期待”，希望安倍訪華對李克強總理訪日的成果有所鞏固及推動。首先，期望安倍訪華前後在歷史問題上有所自律，在台灣問題上有所顧慮，在領土問題上有所克制；其次，希望可以拉住日本在“一帶一路”上起到積極作用，“口惠而實至”，推動雙方諸多領域的合作。此外，也可期待中日兩國可否在維護和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體制方面有所達成共識。
不過，呂小慶同時也認為，我們也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日本政權總體右傾化、以中國為假想敵，以對抗崛起中國的前提下修改和平憲法的方向上不會因為安倍的一次訪問發生改變；在歷史認知問題上的改變，可能只是“權宜之計”。其次，日本強化在釣魚島主權爭端方面不會改變，而且目前雙方在共同管制的情況下，日本不會“無所作為”。第三，在台灣問題上日本不會改變，一直以來，“台灣情節”存在於日本人心中、貫穿在文化裡，日本也認為“台灣是日本的生命線”。此外，台獨政權上台後，日本與台灣在價值觀上逐漸趨同，使得日本在支持台灣獨立上逐漸增強。這些都是需要提高警惕的方面。
最後，呂小慶說，在處理對日關係方面，要緊緊扣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保持戰略定力，處理好對外關係，包括對日關係。要明確日本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的戰略定位，“日本可能是我們偉大復興道路上的絆腳石，但絕對不是攔路虎”。其次，“在國家利益層面上以兩手對兩手，以兩面對兩面”，安倍政權具有兩面性和功利性，因此在重大的原則問題，涉及國家核心利益、民族尊嚴以及人類公理的問題上，要以不變應萬變，堅定立場、旗幟鮮明。
王泰平表示，在中美關係複雜多變的今天，日本對我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以產業結構調整、“一帶一路”第三方合作為抓手，增強互惠機制、增進互信合作，加強危機管控，防止再起風波，導致中日關係的倒退。
張沱生認為，雖然目前中日走向了正常發展的軌道，但是距離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的發展仍具有相當遠的距離。中日之間仍存在眾多問題，中日關係在2012年釣魚島危機之後形成軍事對峙，這種狀態短時間內不會改變，而且到目前為止，雙方安全部門的交流仍未恢復。另外，中日之間的危機管控機制的進展和風險的積累是不成比例的，這個任務為也很艱巨。因此，在對待中日關係的發展時，要充分估計其重要意義，充分認識日本對中國的重要性。
關於可能存在的中日第五個政治文件的問題時，張沱生認為，由於目前中日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簽署第五個政治文件，需要適應新形勢的發展，也要繼承前四個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則共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