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二零零一年中國作為東道主在上海舉辦第九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陳水扁企圖籍此以此作為打破“西雅圖模式”，爭取由自己親自出席。在中國大陸明確拒絕陳水扁與會後，陳水扁要求改由“總統府資政”李元簇代表他參加。他的如意算盤是，一方面李元簇曾任“副總統”，可以突破“部長級官員”的層級限制，另一方面李元簇是台灣地區的刑法權威，曾任“法務部長”，也可擺脫只限於財經技術官僚領域的困境。但陳水扁的做法遭到大陸的嚴厲批判和堅決拒絕，台灣當局最後宣佈缺席上海“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據說，事後陳水扁後悔不已。因為剛參加“雙部長會議”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尚未離開上海，正是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適當人選。但由於自己的意氣用事，決定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就形成自一九九三年“APEC”舉辦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來，台灣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缺席的記錄，而且更是缺席在中國大陸召開，對台灣當局來說具有一定政治意義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民進黨內也是埋怨聲連連，因為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損失，受損失的倒是台灣自己。更令民進黨難受的是，此後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即使是經濟領域的部長級官員的人選也被“打回頭”，只能由無官方背景的企業界人代表出席，包括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宏碁計算機董事長施振榮等人。只是在二零零八年之後，由於馬英九承認“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內涵，台灣方面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人選的位階及背景，才發生了大突破，先後由曾任“副總統”的連戰、蕭萬長參加，而且連戰並非是經濟領域的官員，而是政治領域。
去年蔡英文決定委派宋楚瑜出席在秘魯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按道理，宋楚瑜的官職最高是台灣省長，與部長平級，並沒有突破西雅圖“模式”；但他並不是經濟領域出身，而是政治型，而且還是政黨的領袖，因而可說是有所突破。北京可能是考慮到，宋楚瑜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而且曾經以親民黨主席的身份訪問大陸，進行了“胡宋會”，其政治意義與“胡連會”相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在“太陽花學運”後，習近平會見的第一位台灣客人，就是宋楚瑜。因而北京沒有反對，而且在峰會期間，習近平也與他進行了短時間的交談。
現在，由於蔡政府不但是拒絕承認“九二共識”，而且還要在國際社會上大搞“台獨”活動，因而嚴厲堵截台灣當局的“國際空
間”。因而在“APEC”峰會的領域內，要求回到“西雅圖模式”。但蔡政府明知如此，卻偏要派遣林全出席，可能又會像二零零一年那樣，台灣當局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當然，這可能也是其玩弄“苦肉計”的圖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