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圖一，陳孔立教授題寫的書名（來源：汪毅夫提供） |
中評社北京9月15日電（作者 汪毅夫）陳孔立教授在其學術名著《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裡論述清代台灣從移民社會到定居社會的轉型，提出“大約在1860年前後，台灣從移民社會過渡到定居社會”的論斷。陳老師的這一論斷應該可以稱為“陳氏定理”，它在台灣史研究中有多重證據可資證明、又在台灣史研究中可以用於解釋多種問題。
在取證設論方面，陳老師在書中征引詳備、論證周延。學生輩如我，想談談個人的理解。
其一，移民社會的社會結構以地緣組合為主，定居社會則以血緣組合為主。清咸豐三年（1853）在台灣發生的“頂（上）、下郊拼” 是晉江、南安、惠安三縣移民（合稱頂郊即上郊）與同安縣移民（稱下郊）的械鬥，而清咸豐八年－－九年〈1858－－1859）在台灣發生的“漳、泉拼” 即漳州移民和泉州移民的械鬥，是地緣組合之間的械鬥，是地緣組合之間的械鬥之尾聲，反映的是移民社會之社會結構的特點。1860年以後，台灣的械鬥改為血緣組合之間即宗族之間的械鬥，反映的則是定居社會之社會結構的特點。其二 ，移民社會的人口增長是無規律可循的增長，其增長方式表現為一批又一批男性單身移民的到來。與此相應，人口之男女性別比嚴重失調。在男多於女 ，“匹夫猝難得婦” 的情形下，不會發生溺棄女嬰的社會問題，因而也沒有設立育嬰堂的必要，如乾隆《台灣府志》所記“嬰孩從無棄者”和“省直各州縣並設普濟、育嬰二堂，台郡以在海外獨闕”。過渡為定居社會後，人口增長方式轉變為自然增長，男女性別比失調的狀況好轉，溺棄女嬰的社會問題開始發生，育嬰堂也開始出現。2006年9月，我在寫作《清代救濟女嬰的育嬰堂及其他設施》時已注意到，我所見台灣文獻裡的育嬰堂均設立於清咸豐四年（1854）以後。近日重讀台灣進士施瓊芳《石蘭山館遺一稿》，見其為在台南設立育嬰堂而寫的《育嬰堂給示呈詞》和《募建育嬰堂啟》的作年也是清咸豐四年（1854）。
陳孔立教授的學術思想、學術品格令人景仰。陳老師為我的第一本書《台灣近代文學叢稿》題寫書名（圖一），為拙著《閩台區域社會研究》等5種撰序。學生感念教澤並恭祝老師身健筆健！
2018年教師節記於北京
（作者汪毅夫系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