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普貿易戰的邏輯
然而對政治素人、缺乏國際政治訓練，而且是地產商人出身的川普來說，很難接受這套理論。“霸權穩定論”認為提供國際公共財是維持霸權的成本，但這位一輩子都在經商的總統卻認為這成本太高，反而削弱了美國經濟，因而反對提供公共財。
川普的理念是“使用者付費”，這是一個與“公共財”概念相反的經濟學理念。他在競選期間，除了批判“偷”美國人工作的中國之外，也指責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盟邦在貿易上占美國太多便宜，對美國不公平。同時他還主張美國不應再當世界警察、北約盟國應負擔更多軍費、日本與韓國須負擔美國駐軍的一切費用等等。對日、韓的要求即為典型的“使用者付費”概念：你們既然要美國駐軍保護你們，那麼就該付出所有的花費。
川普認為提供國際公共財，正是讓美國衰落的主因。他在就職演說中即指出：“我們捍衛了其它國家的邊界……，並在海外花費了數兆美元，而美國的基礎設施卻陷入年久失修和腐朽”、“我們使其它國家富裕，而我們國家的財富、力量和信心卻在地平線上消失。”
因而所謂的“美國優先”，就是不再讓利。提供公共財如果是美國輸血給盟邦，那麼川普的主張就是反過來要盟邦輸血給美國。正如他在就職演說中所強調的：“每一項關於貿易、稅收、移民、外交事務的決定，都將使美國工人和美國家庭受益。”這很自然地讓貿易戰戰火打向全世界。包括，或者更精確地說“尤其”是盟邦，因為他們佔美國便宜太多，也太久了。因此，對讓利給追隨者的TPP，川普一上任就宣布退出，並與墨西哥、加拿大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也要求歐盟與日本和美國談判“公平”的新貿易協議，甚至還威脅要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如果WTO“不好好對待美國”的話。
不過，川普貿易戰核心仍然是指向中國。“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川普競選時的口號，隱含的假設就是美國已經衰落。雖然美國是否衰落有不同看法，比較具代表性的，例如不久前過世的美國資深參議員馬侃（John Sidney McCain III）即不同意此一觀點。然而，川普在西維吉尼亞州“美國正朝著一個方向前進，那就是容許中國在極短時間內變得比我們更強大”的論述，表示他所認知的並不是美國已經衰落的過去式，而是美國即將被中國超越的現在進行式。如此從邏輯上反推，要“讓美國再次偉大”或維持美國霸權，就必須阻止中國超越美國。
川普將中美競爭的焦點放在貿易與經濟發展上，而不是軍事與外交，或許不能稱之為偏頗。當代透過國際法與國際實踐，戰爭已成為非法行為，衹有自衛與聯合國授權的戰爭才屬合法。雖然國際法為弱法，美國軍事力量也還超過中國甚多，但除非美國願意冒全球輿論指責與高風險而發動戰爭，否則即便多次在南海執行“自由航行”任務或邀更多盟邦參與執行，衹要中國未發動攻擊而引爆戰爭，未必能有效阻擋中國崛起。
曾預測中國崛起，並提出回應策略的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坦曼（Ronald L. Tammen）及庫勒（Jacek Kugler）所提出的“權力轉移理論”，即認為國家權力是三項變數的函數：⑴人口；能夠工作或作戰的人數。⑵經濟力；這些人的生產力。⑶政治力；整合個人貢獻以達成國家目標的能力。當新興強權的國家權力達到原來支配性強權的80%，就成為挑戰者，達到100%，就是超越（overtaking），達到120%，就完成超越過程而權力轉移。雖然他們並沒有提出計算公式，但在排除戰爭的假定下，觀察這三項變數的整合性量化指標就是經濟規模（GDP）。在相當程度上，中國GDP的超越，與權力轉移之間，可以畫上爭議較少的等號。
要阻止中國GDP超越，川普的策略，就是美國自己經濟引擎全開，同時給中國設置障礙。這是川普貿易戰的主旨，關鍵在強化美國經濟，而不是衹遏制中國。因為一增一減，才有較佳機會阻擋中國。
為了讓美國經濟引擎全開，川普除大規模減稅、解除管制與增加公共支出外，還要將原本提供為國際公共財的資源轉回美國，包括貿易讓利與經濟援助。因此他要重談貿易協議，讓更多製造業回到美國；取消了對聯合國人口基金、綠色氣候基金、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UNRWA）的注資，讓美國有更多資金能投入公共建設，而強化經濟動能。
對給中國設置障礙來說，中國正在推動“供給側改革”，要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並由“製造大國”往“製造強國”邁進。因此，要削弱中國經濟，就要阻止中國轉型。川普因而對中國提出包括打擊“中國製造2025”在內的140多項具體要求貿易清單，中國要不照單全收，要不就付出對美貿易受阻的代價。無論選哪樣，經濟發展都將受困。
川普對美國經濟加速的重視，甚至超過給中國設置障礙。的確，邏輯上美國經濟規模大於中國，衹要能恢復高成長，就可以不懼中國追趕。9月7日在北達科他州的一場募款會議上，川普即表示：“我們將會比任何國家成長得更快。”川普推動的是一個獨強美國經濟的計畫。這合理化川普對盟邦的貿易攻勢，因為，唯有美國經濟強盛，才能真正維持霸權。
四、盟邦的困惑與轉向
美國是總統制國家，對外行動由總統主導，建制派推動的“印太戰略”因而成效不彰。預定扮演主要角色的印度，並沒有積極回應美國，仍維持其獨立自主、不結盟的外交路線，總理莫迪甚至在今年上半年兩度到中國會晤習近平。另一個要角日本也修正原本對“印太戰略”的積極態度，逐漸轉向中國。除多次肯定“一帶一路”向中國示好外；9月12日，首相安倍出席俄羅斯舉辦的第4屆“東方經濟論壇”，在海參崴與習近平會談時甚至表示，雙方會晤“再次確認日中加深友好合作關係的共識”。
就戰略邏輯來說，如果以阻擋中國超越為目標，則川普的策略比他的建制派官員來得高明。因為“亞太再平衡”與“印太戰略”都衹關注遏制中國，強調維持美國領導地位，為爭取盟邦不惜讓利，並未考慮對美國經濟的傷害。然而，美國經濟一旦被中國超越，則所謂全球領導地位恐將成為奢談。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2017年中國GDP年增2兆美元，達到14兆，美國年增1兆美元，達20.4兆，中國GDP已達到美國的68.6%，而這數據在2010年還是41.4%。從這角度理解，建制派爭取盟邦聯合抗中的努力衹是做虛功，並不能真正遏制中國。
然而，川普從各國吸血、獨厚美國經濟的做法，固然增加了成功阻擋中國超越的機會，但拒絕提供公共財必然影響美國的領導地位。這表示川普是以喪失霸權方式從另一個面向維持霸權；如此即便成功，美國也不再是“領導型”霸權，而是透過經濟制裁或貿易報復建立權力的“宰制型”霸權。這將使盟邦轉向，並非美國政治菁英所樂見。因而美國國會正努力通過法案，合併數個機構並提供600億美元，為各國提供基礎建設和開發案的融資選項，嘗試提供新的公共財以重建領導地位。不過這違反川普“美國優先”概念的立法，最後是否能獲得川普簽署，還有待觀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11月號，總第25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