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帶說一句，當時中央社對“佈置會場——拆除會場”的過程進行了滾動式的報道，還細緻到“擺上簽字筆”的情況都可以發出一篇報道稿。許多沒有派出記者的海外華文電台、電視台，即使是“親北京”的，由於沒有其他消息來源，都只得“被迫”採用中央社的電訊稿，在客觀上形成“為台灣說話”的情況。當年八月，筆者參加“澳門新聞界高層訪京團”，其中一個行程是拜訪新華社，筆者向郭超人社長反映了此情況。郭超人社長對此極為重視，表示將會跟進並予以改善。果然，後來新華社記者在採訪重大新聞事件時，尤其是國家領導人會見台灣地區貴賓、“陳江會”、“陳林會”或“張王會”、“張夏會”等，都是採取“兩條腿走路”方針，一條“腿”是發出滾動式報道，另一條“腿”是當天所有議程完成後發出全景式的新聞稿。
江丙坤“兩岸交流合作推手”確實是值得濃筆大書的事，但也得益於當時的形勢作出了重大舖墊：其一是二零零八年馬英九上任後宣布承認“九二共識”，為兩岸兩會恢復談判提供了政治前提；其二是“陳江會”商談的議題，基本上是“國共論壇”達成共識的內容。如果沒有這兩大鋪墊，江丙坤即使是“拼命三郎”（注：台灣聯經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出版了《拼命三郎——江丙坤的台灣經驗一書），也將難以達成使命。因此，這是“時勢造英雄”的產物。
其實，江丙坤更值得贊頌、帶有類似“英雄造時勢”的事蹟，是他間接促成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進行“和平之旅”，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開啟了國共兩岸交流合作的新世紀。
那是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奉連戰主席之名，率領中國國民黨代表團前往大陸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國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地區後，首次組團正式訪問大陸。而二零零五年，是中國近代史和“國共關係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它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八十周年，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建立一百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台灣光復六十周年，蔣介石和毛澤東“重慶談判”六十周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