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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的減稅降費力度，或許要比近年來多次減稅降費的力度更大，額度也更大。所以，2019年的減稅降費制度值得期待。 |
中評社北京1月2日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
中國經營網發表財經評論人梁發芾文章表示，近年來，中國已經陸續實行了一系列減稅降費措施，取得一些效果，但繼續減稅降費的呼聲仍然很高。“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是來自最權威部門的最新提法，“更大規模”說明，2019年的減稅降費力度，或許要比近年來多次減稅降費的力度更大，額度也更大。所以，2019年的減稅降費制度值得期待。
當然，也有人疑問，隨著近年的不斷減稅，是不是已經用盡了減稅空間，再繼續減降，是不是會影響政府正常支出？如果減稅更多，出現的缺口，拿什麼去彌補？
文章分析，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後，中國的稅收高速增長。1994年，全國稅收總額為5126.9億元，2017年達14.436萬億元，增加了27倍，而1994年到2017年的GDP則增加了16倍。在一些年份，稅收增幅是GDP增幅的兩倍，而2007年的稅收增幅甚至達到讓人眩暈的31.1%。稅收的快速增長，帶來了巨額財政收入。政府財政收入的充裕豐盈，在歷史上也是十分少見的。在前些年稅收高度增長的時候，政府支出也大手大腳，大水漫灌，每到年底，各級政府變著花樣突擊花錢。在任何時代，在任何國家都顯得十分稀缺緊張的財政資金，在中國的一段時期內，甚至出現過剩現象，無法花完，這不能不說是一件相當離奇的事情。
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稅收的增幅與GDP的增幅保持同步，從1994年到2017年，即稅收增幅和GDP一樣也增加16倍的話，那麼，2017年的稅收總額就應該是8.72萬億元，而不是14.436萬億元。由此可以大致判斷，這增加的5.7萬億元，就是本來可以藏富於民，無須收歸國庫的財富。為什麼這麼說呢？原因在於，在正常的情況下，如果稅收與GDP的增幅保持一致，那麼，也就可以保證財政的支出需要。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歲月裡，沒有發生過可以導致政府支出大規模增加的大規模戰爭、天災或經濟崩潰事項，所以，政府支出的增幅沒有必要大幅度超過GDP的增幅。作為政府支出最主要來源的稅收，按照GDP增幅同步增長，就應該能夠滿足正常支出需要。更何況，在近些年，地方政府舉債合法化，一些支出還通過長期債務而不是徵稅實現，可以一定程度緩解對稅收的需求。這種情況下，超過GDP增幅而大幅增加的稅收，就可以看作是多餘的收入，是應該藏富於民的，是不必徵收的，或者說，是可以減下來的。大致看，這部分超額的徵收，2017年就有5.7萬億元之多。近來有人主張應該大幅度減稅，減稅額應該達到5萬億~6萬億元，這種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超過GDP增幅兩倍左右的稅收，造成政府財政一度極為充裕豐盈，除了大手大腳地花，年底突擊花，一些實在花不掉的就沉澱下來。經濟學家韋森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指出，他看到一項研究，發現到2018年7月30日，中國政府的財政存款仍在4.5萬億元左右，機關團體存款則達到了28.3萬億元，兩項加起來達到了32.8萬億元。這些數字再次證明，近年來的減稅並沒有完全到位，減稅的空間還相當巨大。
以上是從宏觀角度看減稅空間問題。實際上，從微觀層面也可以看出減稅的空間所在。由於金稅工程的實行，營改增的進行，尤其增值稅的徵收率已經比當初提高了數十個百分點，幾乎可以實現應收盡收、顆粒歸倉的理想。當初開征增值稅的時候，就預計由於徵收手段落後，偷稅漏稅嚴重，就設計了更高的稅率作為應對。現在，徵收率上去了，稅率就應該降下來。當初稅制改革確定“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監管”原則，現在“寬稅基”和“嚴監管”已經實現了，所以，“低稅率”和“簡稅制”就該落實了。2017年國內增值稅和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達7.2347萬億元，略超當年稅收總額的一半。如果把國內增值稅和進口增值稅、消費稅的稅率降低幾個百分點，就能夠達到萬億元體量的減稅目的，當然，能減的不只是增值稅。個人所得稅和關稅的減稅工作已經開始，企業所得稅也有繼續減降的空間和必要。對於不同稅種分別進行減降，將總稅額降低數萬億元的空間是存在的。
從稅收方面看如此，從支出方面看，也可以看到減稅的巨大空間。前些年財政收入猛烈增長，政府收入極為寬裕，造成很多財政資金用於不急之務，而且由於資金寬裕，粗放使用，大水漫灌，造成財政資金的巨大浪費。所以，如果壓縮不急之務，裁減冗員，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使用效率，那麼，就可以節約大量支出，給減稅騰出巨大空間。
文章指出，不過，由於涉及複雜的部門利益，也由於低下的預算管理水平，可想而知，要大刀闊斧壓縮不必要的支出，必然要遇到抵觸、反抗和障礙，必須要有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精神、勇氣和毅力，才能完全實現。也就是說，減稅的空間到底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財政支出和預算改革的決心和效果。如果支出結構不能調整，冗員難以裁撤，預算不能更為精細合理，支出效率無法提高，那麼，就會吞噬減稅空間，“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就難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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