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2日電／經濟體的杠杆結構一般被拆解為實體企業、居民和政府三個部門的負債水平，但對於中國經濟而言，政府部門內部的杠杆結構才是債務結構的核心。2008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出台的寬鬆政策，軟化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紀律，經濟快速增長背後是地方政府杠杆率的攀升。與之前十年債務驅動地方投資的增長邏輯不同，未來的經濟增長要建立在嚴控債務的約束之下，為了應對這種“帶著鐐銬起舞”的局面，中央加杠杆以部分的替代地方加杠杆成為一種可見的趨勢。
中國經營網發表學者梁發芾文章分析，中央政府的負債和地方政府的負債有諸多不同，因此由誰來加杠杆會帶來不同的後果。不同之一在於，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遠遠好於地方政府，因此中央政府負債動力遠小於地方政府，不會形成巨大的舉債慣性。不考慮轉移支付的過程，2012年至2017年中央財政收入和支出占比分別為46%和14.7%，對應的，地方財政收入占比為54%但支出占比為85.3%，這意味著在一般預算口徑下，中央層面有較大盈餘而地方政府處於巨大的赤字當中。
地方政府要做太多事情，不僅要滿足一般的行政管理支出，還要拉動地方項目投資和城市建設，中央轉移支付不能滿足的支出需求，地方城投平台可以滿足。即便按照最保守的口徑估計，地方城投平台通過發行企業債、銀行貸款融資、影子銀行融資等渠道帶來的隱性負債也超過了20萬億元。尤其是當中央政府在事實上不能與地方政府的負債責任完全切割時，分稅制改革帶給中央政府的權力在實際上被消解掉了，中央從地方那裡上收的財政權力變成了償還負債和赤字的責任。
從這個角度上而言，中央政府通過加杠杆的方式部分的替代掉地方政府的投資需求，對於雙方而言都有好處，使得兩者的財權和事權分配變得更加平衡一點。不能否認，地方城投平台通過資源資本化，對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建設及城市更新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同時也不能否認，地方政府所投資的諸多項目並沒有還本付息的能力，這些項目本身所形成的無效投資在實際上透支了未來的增長潛力。
中央政府只有一個，而且其債務被納入預算管理，地方政府有成百上千個，而且其債務隱藏在各種金融工具和載體之內，因此中央層面的負債增加，所帶來無效投資的機會和範圍也會小得多。
中央加杠杆與地方加杠杆的不同之二，在於中央能以減稅或干預收入分配的方式加杠杆，而地方政府沒有權限也沒有動力去減稅。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新舊動能換擋，減稅成為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的政策載體，而減稅本身直接意味著中央財政赤字的增加，也意味著其杠杆率的增加。為了提振微觀主體的投資信心與消費信心，中央政府還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提高居民的賬面收入，比如對低收入群體提高補貼，對中小企業加大補貼，或對企事業單位提高工資等等，當然這些都是以中央財政赤字的提高為代價。
而且在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階段，中央加杠杆有助於寬貨幣轉化為寬信用，否則容易出現流動性陷阱的情況。隨著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的累積（估計為40萬億至60萬億元），即便沒有政策上的調整與干預，金融機構對城投主體的偏好也在不斷下降，地方政府加杠杆的難度本身在增加。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依托城投平台直接完成融資、投資及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擠出了民間資本的融資渠道，或者直接擠出了民間投資。
以上兩方面同時起作用，造成了金融機構的寬鬆流動性無處釋放，從而產生流動性陷阱風險。而中央層面通過直接加大財政投資，或者通過減稅刺激民間投資，就可以盡量避免流動性風險。尤其是民間投資意願的上升對於穩定就業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穩定的就業水平又反過來推動經濟的健康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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