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2年為研究生授課時講了《語言的轉換與文學的進程——關於台灣文學史的一種解說》，這篇講稿後來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曾聽得人說，台灣最有文學氣質的刊物《文訊》曾舉辦座談會討論到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具體觀點和論述過程今天不再重申，但要強調的觀點之一是：在日據台灣時期，用文言寫作是一種正面的文化堅守，具有反抗日據當局文化侵略的積極意義。
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我們還會發現：日據時期台灣作家用日語寫作的作品 （如收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大部分是1970年代翻譯成白話的，有文學研究和語言學研究的學者將譯本當做原著，將1970年代譯本的文學和語言現象當做日據時期原著的文學和語言現象，這是很糟糕的集體犯錯。假定1970年代的譯者也如吾閩先賢嚴夏和林紓一般，將日文原著譯成文言而不是白話，研究者該如何是好？但是，譯本同原著的比照、不同譯本的比較，即版本研究卻是台灣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空間，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舉個有趣的例子，呂赫若用日語寫作的小說《財子壽》之林至潔譯本有“室內打掃得一塵不染，而且擺放了幾張待客用的猿椅”之語。這“猿椅”是什麼東西呢？原來，呂赫若寫的是“交椅”，在閩南方言裡“交”和“猴”同音，而“猴”的日語對應詞是“猿”，呂赫若的日文原著將“交椅”寫成“猿椅”，林至潔中文譯本又將“猿椅”從日文搬到中文，這真是一個曲折的“語言的轉換”哩！
2.民族學的視角。清代福州詩人劉家謀在台灣府學訓導任上所作《海音詩》 有詩並注記吳鳳傳說。我在25年前撰文指出：“劉家謀是詩並注，乃是關於吳鳳之死的最早文字記載。其可注意者有四：其一，吳鳳不是被誤殺；其二，‘生番’祭祀吳鳳不是出於感恩或感激，而是畏其散瘟為厲；其三，祭祀乃在墳頭舉行；其四，‘生番’並未因吳鳳之死而盡革其殺人取頭之惡俗，僅止於‘不敢於中路殺人’而已。後來，從吳鳳之死衍生出許多情節，如吳鳳‘決心犧性自己的生命來感化高山族同胞’，……。現在我們看到的吳鳳傳說裡有許多神話的成分。‘神話越傳越神’，神話是當不成事實的”。研究台灣文學作品裡的吳鳳傳說，當然不可忽略劉家謀的報告。然而，從民族學的視角看，劉家謀的報告也有問題：漢族關於鬼無歸則為厲的觀念也存在於以殺人取頭為俗的民族嗎？這是不是報告者以自身的文本（自身負載的理論／文化）來解讀報告對象的文本而產生的“文化識盲”呢？台灣文學史上不少以“番社采風”為題材的作品，是民族學研的的好材料。民族學的視角也是同學們可以釆用的研究角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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