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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胡偉星（中評社 束沐攝） |
中評社香港4月19日電（記者 束沐）香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胡偉星日前在由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上海東亞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習近平國家統一論述與‘兩制’台灣方案”研討會上表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與香港回歸過程有很大不同，需要面對民主化後的整個台灣社會，同時也包括做國際社會的工作。
胡偉星認為，“習五點”中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倡議舉行民主協商，意味著這次大陸不以台灣當局為對手，而是面向整個台灣社會，也包括國際社會，具有很深的含義，實際上是開啟了和平統一的新時代。
胡偉星回顧了香港問題的解決過程。他表示，香港的回歸是通過中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的，但這個談判不光是1984年達成的一個協議，其實在1984年之前甚至在1949年之後就已經開始了這個進程。“（北京）不光要做英國政府的工作，也要和香港社會打交道，跟香港社會、民眾進行對話，所以這個過程早晚是要啟動的，早晚要做這個工作，這個巨大的工程叫做民心工程。”胡偉星說。
胡偉星認為，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一些重大外交問題的解決，也都通過了類似的過程。比如說中日建交在1972年實現，但是中日邦交的過程是五十年代就開始的，從廖承志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對日的民間外交，開啟了一個漫長、艱苦的民間外交的過程，最後才達到1972年這個結果。
對於“兩制”台灣方案和“兩制”香港方案的關係，胡偉星說，“兩制”台灣方案肯定是借鑒香港經驗，但是細看還是有所區別，香港回歸和台灣的和平統一的過程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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