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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社會進步和國家繁榮發展，這是被古今中外的經濟理論和發展實踐所證明的深刻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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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5月16日電／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於過去40多年持續推進的改革開放。未來，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仍離不開進一步的深化改革與對外開放。不久前，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即將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強調“加強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向世界宣示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的決心和信心。新起點，新征程。探源開放理論，深入理解我們為什麼要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有利於在更高起點上推動新時代的對外開放，從而不僅為國內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也為世界帶來更大機遇，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
(一)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文章表示，對外開放促進經濟社會進步和國家繁榮發展，這是被古今中外的經濟理論和發展實踐所證明的深刻道理。
馬克思曾明確地把國際經濟關係列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必然帶來分工的深化和交換的擴大，而分工的深化又會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進而推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並深刻地影響世界經濟。
中國對外開放實踐與中國傳統中的貿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的思想家、歷史學家便對自由貿易與經濟繁榮之間的關係持有深邃見解。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以所多易所鮮”之說。《淮南子•齊俗訓》則更進一步提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司馬遷所談“貨殖”，即為現代經濟學中的收益或增長。“以所多易所鮮”“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可謂中國古代貿易思想的精髓，它們言簡意賅地點明了經濟增長的根本源泉之一來自於貿易。據此，我們可稱之為“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經由“易”來獲取貿易收益與經濟發展的典型事例還有很多。在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難發現，那些採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的經濟政策的時期，往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
“淮南子—司馬遷定理”雖然出現在2000多年之前，但已經凝練地包含了現代開放經濟的基本原理，特別是貿易理論中的三大理論。亞當•斯密在其傳世之作《國富論》中著重討論了一國繁榮發展的邏輯。在斯密眼中，經濟發展表現為人均收入的增長，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促進人均收入增長的唯一來源；提升勞動生產率的根本途徑則在於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提高；導致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高的基礎條件，則是市場規模的擴大。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市場規模擴大→分工和專業化加強→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經濟增長。對以上增長邏輯加以簡化後可得：經濟繁榮來自於市場規模的擴大，即所謂的“斯密定理”或“絕對優勢理論”。
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不同國家因技術差異導致勞動生產率不等，進而導致生產成本不同，一國在生產兩種產品均無絕對優勢的情況下，應基於“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集中生產絕對劣勢相對較小的產品，並將之與其貿易夥伴進行交換，即可實現貿易雙方的福利改進，這就是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使自由貿易促進經濟繁榮的理念得到進一步升華。馬克思對此觀點亦持肯定態度。他認為，國際交換中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國家，即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所付出的實物形式的對象化勞動多於它所得到的，但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產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馬遷定理”特別強調了禀賦對貿易的作用。2000年後瑞典經濟學家俄林基於赫克歇爾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區最適於生產那些所需生產要素在該地區比較豐富的產品。由此，他提出了關於要素差異的國際貿易理論，即“要素禀賦論”或“赫克歇爾—俄林理論”。“要素禀賦論”認為，生產商品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除了勞動力還有諸如土地、資本、技術、知識等要素，且由於生產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產要素也存在差異。基於此，一國應該出口由本國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而進口由本國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換言之，世界各國間要素禀賦的相對差異，以及生產各種商品時利用這些要素的強度差異，共同構成了國際貿易的基礎；通過貿易各參與國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進而促進共同繁榮和發展。
上述貿易理論都不同程度地證明，即使不存在技術進步，只要市場中微觀主體或國家專注於自身擁有優勢之產品的生產，並與貿易夥伴交換獲取自己沒有或生產效率不如人的產品，即可實現“得自貿易的收益”，進而促進經濟增長。中國過去40多年所實現的經濟奇跡，其主要源泉之一在於伴隨市場規模拓展而獲得了巨大的“得自貿易的收益”。然而在現實中，技術進步自始至終與市場規模拓展並行，並主要體現在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升的過程中，有時甚至還決定了市場規模拓展的速度和邊界。再者，無論前述中所說的“易”還是“交換”或“交易”，其實現都不是沒有條件的。這裡所說的“條件”，簡言之即交易規則，以及交易規則基於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來，中國奇跡賴以實現的條件便是：“得自貿易的收益”“得自技術進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國奇跡而言，對外開放扮演著邏輯上和實踐上的先行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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