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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5月28日電（作者 汪毅夫）1911年春，梁啟超有台灣之行。從基隆登岸後首站到了台北。3月31日，台胞百餘人在台北薈芳樓設宴歡迎。當時，日本“偵探特務四伏。乃由（林）獻堂述歡迎詞，次啟超致謝詞兼作一小時之講演。以屬耳在垣，笑顰皆罪，辭意委婉，非細味不能知其底蘊也”。
1927年，黃強遊歷台灣。其《台灣別府鴻雪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28年5月版）記：“余輩游高雄各地後，即趁末次車返台南。至旅館時，業已燈火齊明。行裝甫禦，一不速之客，忽蒙光顧。出示名刺，曰：台南憲兵分隊特務分隊新田福造。彼詢吾人來台何事，吾輩以游歷對。詢而職業，則以新加坡商人對，並將發初先生刊有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之名刺，及各人護照付之觀看。余詰其何以來寓，彼謂頃接高雄偵者來電話，稱有類似中國軍政界4人來港察看，欲行攝映，即經制止。尾至車站，知至台南者，囑至偵察。故君等自高雄來時，余已相候於驛站”。
1934年8月24日至9月21日，江亢虎以“在野學者”身份到台灣觀光。其《台灣追記》（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9月版）記：“稅關檢查異常嚴重，對印刷品、照相機尤特別注意”，“而隨身信札、日記、照片，亦逐件翻閱，並向光勘照”；又記：“會場偵警密布，每句皆譯記報告”，“堂下偵者四伏”。
日據當局在台灣實行特務統治，由上記可見一斑。日據台灣時期，遊客行不自由、可嘆其不自由之行也。憶昔日本侵略者在台灣為非做歹，令人發怒！
（作者汪毅夫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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