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9日電／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關係之深度調整激起一些迷霧在所難免。當前，透過中美經貿摩擦，很多人在思考大國相處之道，談論“修昔底德陷阱”的聲音也隨之多起來。
人民日報發表署名國紀平的文章介紹，這個概念出自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幾年前他使用該名詞用於指代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關係，即守成大國和新興大國身陷結構性矛盾，衝突極易發生。這一觀點的核心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就伯羅奔尼撒戰爭給出的“診斷”——“使戰爭變得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給斯巴達帶來的恐懼”，反映出的是對抗性的零和博弈思維。
當前的中美關係，是否真如一些人所說，難以擺脫零和博弈的困境？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事關中美兩國乃至世界未來。
“歷史告訴我們，如果走上對抗的道路，無論是冷戰、熱戰還是貿易戰，都不會有真正的贏家。國與國只要平等相待、互諒互讓，就沒有通過協商解決不了的問題。”習近平主席這一深刻論述，對於人們廓清謬誤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正如美國觀察人士所指出的，當前美國“任由政治論述墜入不良深淵”的現象頗為令人擔憂。
文章表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對大國零和博弈結構的默認，早已引發種種學理批判。然而，當前美國一些人，對於零和博弈理念總是心有戚戚焉。他們的信條是：守住“美國第一”，為此可以不擇手段。於是，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快速發展，就被他們視為美國的敵人和眼中釘。
這種痴迷於“叢林法則”的零和博弈思維正在華盛頓蔓延。過去一年多來，美國無視國際通行規則，無視國際社會普遍反對，執意單方面挑起並升級對華貿易爭端。就這一舉動的背後考量，《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分析稱，(中美貿易爭端)不只是屬於財經版面的故事，也是進入歷史書籍的故事，因為這場爭端涉及“經濟和權力關係的規則”。以史蒂夫•班農為代表的美國右翼政治力量，更是急欲將貿易爭端塑造為一場長期戰略對抗。在這位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眼中，中國對美國構成“最嚴重的生存威脅”，貿易爭端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意圖以及這些雄心壯志對美國繁榮意味著什麼”。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指出，美國無論從心理上還是決策上，都無法想象世界上有另外一個國家和它一樣強大。美國的這一“傳統”，在近來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上再次盡顯無遺。儘管平日也熱衷於在國際舞台揮舞“自由市場”大旗，但當中國科技企業真正對美國優勢構成競爭，華盛頓所能提供的“自由”就開始縮水，變得大打折扣了。德國前副總理兼外長約施卡•菲舍爾就華為公司案例指出，“來自美國的信息很清楚，技術和軟件出口不再僅僅是一個商業問題，而是關乎權力”，“從現在起，美國將把強權凌駕於市場之上”。
最為反諷的是，今天華盛頓一些人一面豪情萬丈地聲稱自己正“再次偉大”，但談起中國卻又裝出一副吃虧受害的樣子，臉上寫滿戰略焦慮。看似矛盾的背後，卻自有聯繫。有人說，今天美國一些人的對華論述中，出現了一個個“歷史畫面”——比如，挑起對華貿易摩擦的劇本與上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高度雷同；又如，刻意將今天中國的科技進步塑造為又一個“蘇聯衛星時刻”。美國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思維，總想給自己找一個敵人，實在找不到就“塑造”一個出來。在他們看來，今日中國恰是美國的“理想敵人”。日前，《華盛頓郵報》就對華關係刊發評論文章，標題是《直到今天，美國保守派冷戰以來一直缺少一個合適惡人》，淋漓盡致寫出對華博弈的亢奮情緒。
美國一些人的對抗性思維值得警惕，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是：如何防止美國肆意借強力維護自身霸權地位，給國際體系的平穩運行帶來更多衝擊。
(二)眾所周知，美國一些人總是將赤裸裸的霸權行為包裝得“大義凜然”。
文章分析，一年多來，為了給對華施壓“正名”，他們拋出了一套“美國吃虧論”，甚至有戰略人士將對華關係數十年發展，同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並列，稱為二戰結束後美國自損最重的三大對外政策錯誤。然而，空口袋畢竟立不起來，語言遊戲不管怎麼重複，也難以自圓其說。
中美關係究竟處於怎樣的狀態，到底給美國帶來了什麼？事實是最有力的回答。2018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6335億美元，較兩國建交之初增長了252倍。如果沒有中美經濟的高度互補，沒有雙方企業的共同獲利，美國又怎會甘心忍受連續吃虧40年？
中美經貿合作，當然不是美國向中國輸送財富的“單行道”。目前，美資企業在華年銷售收入7000億美元，利潤超過500億美元。2017年，通用汽車公司全球虧損額折合人民幣達109.8億元，但從兩家在華合資企業賺取了133.3億元利潤。美國高通公司在華芯片銷售和專利許可費收入占其總營收的57%。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近日刊文指出，美中在國際商務中互為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美方忽略吸引更多中國投資所帶來的潛在經濟好處，這是一大錯誤。
美國挑起對華貿易爭端以來，其國內的種種反對之聲，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美貿易中的美方受益情況——普通消費者為消費品價格上漲而憂慮，製造商苦於成熟產業鏈被打亂，農民則擔心精心培育的出口市場將一去不複返。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文章援引的數據顯示，2018年，美國政府關稅措施總共給美國消費者和生產商增加了688億美元的支出，而美國實際收入卻減少了78億美元。面對這些事實，人們也許不難理解，為什麼英國著名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作出如是評價：“如果(中美)彼此都不關心對方的利益和看法，那麼誰也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
事實上，美國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根源在於其自身經濟結構，以關稅戰“平衡”貿易之說，是拿任何一條經濟學原理都解釋不通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說：“去年，中國在美投資減少了80%。在我看來，這是個悲劇，大多數市長、州長和想找工作的失業美國人都這麼認為。我們應該為中國在美投資者鋪好迎賓毯。”
中美關係40年發展，兩國經濟日漸交融，是市場作用的結果。當然，中美經貿往來規模巨大，發生摩擦在所難免，關鍵是要能客觀看待和理性處理問題。歷史的經驗反覆證明，只要堅持在互利互惠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處理問題，雙方就有機會在維護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推動中美關係向前發展。
眼下華盛頓一些人大肆鼓吹對抗論調，暴露了他們的霸權思想。《紐約時報》近日發表的一篇評論寫得很直白：過去一年多美國對華立場的轉變，“更多是因為美國的焦慮，而不是中國的行為，後者並沒有什麼新變化……沒錯，中國崛起本身就威脅著美國的利益——只要美國將其利益定義為在全球各地永遠保持主導地位”。
本屆美國政府成立之初喊出要消滅華盛頓“政治正確”的口號，但在對華關係方面它又打造了另類“政治正確”。越來越多人感受到，對中國是否強硬，正被華盛頓一些人塑造為檢驗是否“愛國”的指標。受零和博弈觀影響，今天華盛頓談論對華關係，事實變得不再重要。一位長期研究美中經貿問題的美國學者表示，她正懷疑自己對中國企業技術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還有意義，因為“中國技術偷竊說”已經被不加論證地標注為標準答案。就連國會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也感嘆，當前的氣候讓人想起上世紀50年代“反蘇”在政治上沒有壞處的時代。
在美國國務院此前長期負責東亞事務的資深外交官董雲裳看來，華盛頓的政策辯論正成為“政治敘述的囚徒”，而這些敘述很多時候著眼的是“狹隘的、短期的利益”。如今，華盛頓一些人對於塑造“中國戰略威脅”依舊沉迷，依舊亢奮。越來越多人擔心的是，這種脫離現實的危險誤判，正給中美關係的平穩運行乃至全球穩定帶來更大風險和不確定性。
(三)如果將美國當前的對外政策置於各國利益交融的全球格局中加以審視，其“時代錯亂症”就會非常扎眼。
文章指出，美國一些人陳舊的極端利己主義，被著名學者約瑟夫•奈形容為“充滿霍布斯式的現實主義觀、零和博弈觀以及對國家利益的狹隘界定”。
2017年底，本屆美國政府出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告“激烈的軍事、經濟與政治競爭正在全球層面展開”，因此美國“必須動用全部實力與手段參與競爭”。時至今日，世界對美國“參與競爭”的做法有了更深感受：“退群”成癮破壞全球規則體系，無端挑起貿易爭端引發全球恐慌，肆意極限施壓製造人道災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裡•薩克斯指出，今天的美國將競爭對手的經濟成功“視為美國全球主導力的威脅，因此也是美國的安全威脅”，“這些觀點反映了美國政治長期以來好鬥和偏執的特點”，“它們讓國際衝突永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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