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在應對外部衝擊中大有可為
文章指出，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中，找到自身發展的確定性，要有戰略思維和憂患意識，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有守有攻。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也是應對外部衝擊的中流砥柱，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必須注重發揮財政的作用。
第一，發揮財政的風險分散機製作用。在應對外部衝擊過程中，防風險最有效的方式是分散風險。對於中國經濟整體來說，目前的外部風險衝擊是完全可控的。但對於局部來說，如果不合理分散風險，則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合理分散風險是實現風險綜合平衡的藝術，在應對外部衝擊過程中，要綜合平衡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風險，綜合平衡實體部門與虛擬部門之間的風險，綜合平衡短期與長期的風險。
對抗外部衝擊，僅靠政府或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發揮多元主體的積極性，這也是我們討論“治理”常有的題中之義。財政在調節各種關係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因此也是配置和分散風險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財政通過預算、稅收和財政政策，可以調節政府與市場以及政府與社會的風險配置關係；通過財政體制，還可以調節政府之間的風險配置關係。財政通過上述風險配置關係的調節，形成應對風險衝擊的治理結構，將各種力量的作用發揮到最大，構築起應對外部衝擊的重要防線。
第二，可考慮借鑒“三線建設”思維，強化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建設。抵禦外部風險衝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應該有多道防禦線。與上世紀60年代“三線建設”的“三線”是地理空間縱深意義上的“三線”不同，我們現在講的新“三線”是經濟形態縱深的概念。從經濟形態縱深來看，“一線”是商品市場和貿易，是傳統上講的“實體經濟”；“二線”是金融市場和匯率，是傳統上講的“虛擬經濟”；而“三線”實際上是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表現為經濟動員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三線”既是“一線”和“二線”的戰略支撐，又是“一線”和“二線”的後台系統。
強化“三線”(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中財政是樞紐和轉化器。增強國家經濟治理核心能力，表現為增強經濟發展動員能力和經濟資源優化配置能力。利用財政作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轉化器功能，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優勢，並不斷轉化為經濟優勢。因此，構築國家經濟安全體系，關鍵要完善基本財政制度，更好地發揮財政的轉化功能。
第三，在進攻中防守，利用大國財政“合縱連橫”，擴大“統一戰線”。變局中危和機並存，世界經濟發展有不確定性因素，但也有確定性因素，即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是反對逆全球化的。我們一定要在國際經濟較量中，爭取主動權。利用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市場優勢等，積極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和貿易相關規則的制定。同時，通過深入開展“一帶一路”建設等，在國際上爭取更多的國家和組織與我們共商、共建、共享。
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和主張，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從財政的角度來說，世界各國之所以能成為命運共同體，關鍵在於各國之間具有共同利益，面臨共同的公共風險。致力於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大國財政要主動作為促進形成命運共同體，在國際經濟和財政金融問題上尋求更廣泛的共識，通過合作共贏實現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
第四，提升風險識別和處置能力，避免“合成謬誤”。在防範外部衝擊中，關鍵在於要避免政策失誤。政府自身能力不足是政策失誤的重要根源，因此需要提高政府的戰略定力、風險識別能力，把握政策措施力度和節奏的精准性，提升政策之間的協調性。
防範化解風險，重要的是避免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過程中無意中觸發風險鏈中的風險點，同時要對風險進行分隔，防止風險傳遞相互叠加。對政府或財政來說，重要的是觀察而不是出手，不是將所有的風險都攬到政府或財政手中。需要做的是觀察監測微觀領域的風險、個體的風險、各個機構的風險、市場參與者的風險等之間是怎麼關聯的，他們的交叉傳遞會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或公共風險。發現系統性風險，就要對既有的規則進行完善，通過規則切斷風險在鏈條中的傳遞，避免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在防風險的過程中，從某個部門或者從局部來看，一項措施可能是對的。但是各個部門或者各個方面從自身角度認為是對的措施整合在一起，從整體和長遠來看則很可能是錯的。這就是風險管理的“合成謬誤”。避免風險管理“合成謬誤”的關鍵在於，要通過推動相關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實現風險管理在更高層次上的統籌，避免防風險“各守一攤”，要分工協同行動，對每個部門出台的改革和政策事項都應該進行公共風險評估，防患於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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