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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博洲以“農民組合大湖支部反殖民的歷史戰歌”為題，講述台灣客家人抗日的歷史。（中評社） |
中評社苗栗7月12日電／苗栗縣大湖鄉圖書館在“反殖民與台灣光復－日據時期台灣歷史圖文展”展覽期間策劃三場主題演講。首場演講在11日下午三點登場，策展人、作家藍博洲以“農民組合大湖支部反殖民的歷史戰歌”為題，講述台灣客家人抗日的歷史，其中以農組大湖支部劉雙鼎為代表的客家農民的史實即為典範。
藍博洲強調，遠的不談就從1895年台灣割日談起，根據日本征台文獻記載﹐相對於日軍兵不血刃地攻佔台北城﹐卻在今三峽、大溪、中壢、龍潭、新竹、大湖一帶的客家庄落﹐遭遇到武器粗陋的民眾武裝游擊的強悍抵抗﹔其中包括無數客家婦女也參加戰鬥﹐犧牲戰場。屏東客系農業宗族公社－－六堆各堡也與日軍在茄苳腳和頭溝水兩地展開猛烈戰鬥。據載﹐客籍婦女和兒童也都參加了戰鬥﹐使日軍付出巨大代價後才得在五天後進佔鳳山。為此﹐日軍展開火燒村舍的報復﹔今六堆長治鄉有名為“火燒庄”之地便是據此而來。
直到1902年5月﹐世居阿猴街的客家人林少貓領導的反日義軍在鳳山後壁林一帶被殲滅﹔台灣人民反抗日軍佔領的武裝抗日游擊戰終於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前後﹐台灣先後爆發了12次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起義事件。1907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起義和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更是規模和影響較大的幾次事件。特別是羅福星事件﹐不但具有現代反日民族主義的思想﹐而且將台灣的反日民族鬥爭與大陸的國民革命互相連結起來。但台灣民眾反日的“武鬥”階段在1915年“西來庵事件”後結束。
藍博洲接著說，1921年10月17日﹐台灣進步知識份子和開明士紳組成最初的全島規模組織－－－“台灣文化協會”﹐有計劃地推動文化啟蒙運動。台灣人民的反日鬥爭進入以現代文化﹑思想和社會運動進行的“文鬥”階段。從史料上可以明顯看到﹐在文化協會以降的右翼運動的政治光譜上﹐在台灣社會中廣泛地分配在“佃農˙傭工”階級的客家人﹐的確是相對地黯淡無光。然而在左翼的﹑台灣人民階級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重要環節的“農民組合”中﹐客家系貧困農民與進步知識份子卻留下令人驚嘆的﹑英勇鬥爭的事蹟。
藍博洲指出，例如﹕1927－29年間﹐日本拓殖公司的五百餘名佃農在農組幹部的領導下集會請願﹐要求減租﹐卻被日警鎮壓檢舉﹐造成台灣反日運動史上著名的兩次“中壢事件”。1929年2月12日﹐急速發展中的農民組合遭到日警的全面檢舉。大檢舉後﹐重建的農民組合在反帝抗日的農民階級運動上日益地下化和激進化﹐而與台灣地下抗日民族解放勢力的台共產生日形密切的關係。同年11月﹐苗栗大湖年輕的農民階級戰士劉雙鼎扛起重建“大湖支部”的歷史任務。
藍博洲進一步詳細講述了重建農組“大湖支部”的劉雙鼎的抗爭歷史。
1930年﹐劉雙鼎參加了農組北部支部聯合會﹐進一步接受屬於文協左翼的苗栗街客籍知識份子郭常的指導﹐展開各種組訓和潑辣的農村鬥爭﹔“大湖支部”成為貧窮山村中佃農抗爭活動的核心。同年8月﹐農組進一步宣告為台灣工人階級堅定的同盟軍。
1931年5月﹐台共通過一項提綱﹐指出日帝對中國滿蒙的侵略﹐打開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國家間國際戰事的序幕﹔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將以日本參與其中的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為重要契機。為了打倒日帝﹐在台灣建立工農人民的政權﹐台共號召台灣工農階級做好武裝革命的準備。劉雙鼎響應台共準備武裝革命的號召﹐在三灣庄永和山正式建立“永和山支部”。“918”事變勃發後﹐農組認為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和中國人民反侵略戰爭的發展﹐勢必促成台灣人民抗日民族解放鬥爭之勝利﹔“永和山支部”也受命在中日戰爭深化時刻發動武裝蜂起。
然而﹐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發展﹐日本特務機構對台共和農組的鎮壓也相應加強。1932年2月﹐台共份子遭到大檢舉﹐勢力頓挫﹔3月郭常被捕。在一片白色恐怖氣氛中﹐劉雙鼎仍然無畏地繼續活動﹐準備武裝蜂起﹔最後終於在9月被捕。
劉雙鼎落網後﹐日本特警在新竹州各客家庄展開全面徹底的搜捕﹐前後計有百餘名客家農民牽連入獄。1933年8月﹐文協左翼客籍知識份子鬥士郭常獄死。1934年10月﹐客系佃農階級戰士劉雙鼎也在嚴酷的刑求下瘐死獄中。隨著郭常﹑劉雙鼎的先後被捕與獄死﹐台灣共產黨指導下農組永和山支部的武裝蜂起計劃﹐終於落幕。台灣左翼運動的第一週期也告一段落。
最後，藍博洲通過歷史聯繫到現實政治做了初步的總結說：綜觀日據時期台灣客系人民抗日運動所表現的政治傾向﹐階級性至為明顯。從滿清割台﹑日軍登陸以來﹐丘逢甲﹑羅福星除外﹐客系民眾的抵抗運動鮮有鄉紳士大夫地主階級的領導﹐大多皆為貧困農民的蜂起﹔因此其決心﹑義氣﹑勇氣﹑堅定性﹑徹底性及進步性也高。以工農階級為主的廣大客家民眾﹐向來是高唱歷史的正義戰歌，而以農組大湖支部劉雙鼎為代表的客家農民的史實即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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