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依靠人海戰術的監督方式，不僅低效，而且容易顯露疲態。雖然隨著推廣工作的深入，外部監督的投入可以有所下降。但居民分類習慣的養成不在一朝一夕，且後面還會湧現新的監督項目，比如撤除垃圾桶、定時定點扔垃圾實施後的監督等。監督成本高的項目，往往意味著可持續性不好。歐美經驗裡利用經濟杠杆撬動居民自主意願的制度設計，比如針對可回收物的押金制度，以及引入更加專業的垃圾回收公司，“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在當下中國城市的實踐裡雖有嘗試但還不成氣候。
三是當前輿論都把焦點放在居民分類這個前端環節，而垃圾後端處理、無害化處理的效果才是垃圾分類的終極意義，後端處理的關注度顯然失焦。上海居民千辛萬苦分好類的垃圾，最終的無害化處理效果幾何，回收再利用率幾何？只有這些答案是透明的，才更有助於激發居民參與分類的內在驅力。
不妨來看看兩種垃圾處理思路，一種是日本極致分類背後極低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超過70%的日本垃圾經分類後，最終還是送去焚燒了事；一種是歐美國家，前端執行相對粗放、寬鬆的分類，再將垃圾運到分揀中心被集中分揀，現代科技代勞一部分工作，人工則進行最後的查漏補缺，其垃圾回收再利用率甚至高於日本。
中國垃圾分類的強制推廣，主要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其成功率取決於中國人環保意識的高低，政策設計合理性對居民分類習慣的影響，政府、社會與商業力量的配合程度等多重因素。
對當前垃圾分類政策進行冷思考，不是否定垃圾分類，而是令垃圾分類更經濟高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