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9日電／在人類文明飛速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貧困問題依然困擾著不少國家。新世紀伊始，189個國家便在聯合國首腦會議上簽署了《聯合國千年宣言》，正式承諾要將全球貧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為標準)。十幾年匆匆而過，一些國家依然飽受貧困困擾，而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成就最為顯著的國家，也是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王鵬文章表示，中國的減貧實踐與西方過去所推行的減貧模式有何不同？中國的減貧經驗對國際社會能夠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這些都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貧困不是新問題，而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貧困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事關人權、安全、和平的關鍵要素，因而擺脫貧困也被認為是國家對其人民所必須承擔的、無可推卸的基本責任。在全球層面，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發達國家有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必要的物質援助和經驗參照。“減貧”由此同時成為“國家責任”與“國際責任”。
文章分析，在實踐層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簡稱 UNDP)作為聯合國的下屬機構，自1965年成立以來便成為全球最大、最權威的多邊無償援助機構，為170多個合作國家提供知識、經驗和資源，幫助人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理論層面，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逐步形成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主要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係以及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發展規律等，旨在幫助落後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從而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在早期的國際減貧實踐與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探索過程中，最開始人們通過直觀地觀察貧困問題而將其歸因於落後的產業結構。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實現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因為他們有當時先進的資本密集型大工業。相比之下，以農業或自然資源產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水平則比較低。而這種落後的產業結構又是由於發展中國家存在的諸多剛性結構所造成的，比如，一國歷史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居民低儲蓄率，或因為對價格信號不敏感而導致的市場失靈等。沿著這條思路，人們得出推論：發展中國家要想徹底擺脫貧困，就必須依靠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大產業。
其實，這種發展模式在理論化之前便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進行了實驗，包括“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模式，以及二戰後在拉美、非洲、南亞國家所推廣的“進口替代”戰略等。這些都是主要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來集中人力、配置資源，發展本國的現代化先進產業，從而實現替代進口產品的目標。然而，數十年的實踐並沒有讓大多數這類國家發展起來、擺脫貧困。在這種發展戰略的實施初期，一些國家尚可實現5至10年的、由投資拉動的經濟快速增長；可一旦這些國家將先進的產業建立起來，整個國家卻往往陷入經濟發展的停滯，甚至危機頻發。
這一情況迫使人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反思，歷史的鐘擺仿佛滑向另一個極端，即從過去依賴政府實施減貧戰略直接轉向將政府干預視為產生貧困的源頭。這一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不斷拉大的原因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過多，使市場作用未能充分發揮。持這一觀點的人們以經驗數據來論證：發達國家政府干預較少，市場作用發揮較充分，而戰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較多，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拉大。在上述思路下，20世紀80年代末，反對政府干預的“華盛頓共識”逐步成為全球主流範式。在少數西方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大力推動下，一場經濟革命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上演。遺憾的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甚至要低於六七十年代，發生危機的頻率也更高，“華盛頓共識”並非靈丹妙藥，沒能幫助這些國家脫貧致富。
相比之下，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和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使7億多農村人口擺脫貧困，占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輝煌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