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3日電／7月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宣布，對韓國的三種半導體材料實施出口管制。公開的理由在於，這些材料具有軍民兩用性質，鑒於韓國企業在過往對朝鮮制裁中寬嚴不一的不良記錄，材料有可能被轉移至朝鮮等第三國，進而損害日本的國家安全。與此同時，日本將韓國暫時移出最低貿易限制國家的“白名單”之外。韓國則針鋒相對，認為這一責難缺乏“明確的證據和事實”，斷難接受。
第一財經日報發表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賀平文章稱，一時間，日韓關係急劇惡化，且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勢。雙方都指責對方政府和領導人煽動民意、利用輿論，借機凝聚人氣、轉移焦點。韓國政府對日方舉措表示強烈不滿，認為其違反自由貿易原則和國際法準則。在宣示立場、雙邊交涉的同時，韓國已將其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層面。7月9日的世界貿易組織貨物貿易理事會中，韓國政府已經就日方出口限制措施問題，闡明本方立場，並已提請世界貿易組織在7月23~24日的總理事會會議中再次將該議題列入會議議題。此外，韓國政府不但向美國派出高官爭取支持，甚至提議聯合國安理會對此問題開展調查。
積怨已久，事出有因
文章介紹，儘管此次出口管制事出有因，但對其原因，日韓雙方的官方立場卻截然相反。韓方認為，這無非是日本在強制征用賠償問題上未能如願，故而巧立名目，改頭換面對韓國實施制裁。而日方則始終強調，兩者之間並無關聯，出口管制從一開始就不是對抗措施。
可以說，日本此次對韓國的出口管制鋪墊已久、醞釀多時。近一個時期來，兩國關係持續走低，彼此的不滿情緒日漸淤積，終將爆發，只不過是以何種形式和名義而已。
2017年5月文在寅政府上任之後，日韓關係齟齬不斷。朴槿惠政府時期日韓兩國政府達成的慰安婦協議出現了重大的反覆。2018年年底，韓國最高法院就強制征用勞工向日本制鐵（原新日鐵住金）和三菱重工等日本企業作出賠償裁決，而日方則認為這與1965年的《日韓請求權協定》相違背。2018年12月，在能登半島，日本海上自衛隊遭到韓國海軍火控雷達照射，兩國各執一詞。今年4月，世界貿易組織判定韓國禁止從日本福島等8縣進口水產品的行為並不違規，日本對此雖心有怨言，但勉強接受，引而不發。
如果用兩個關鍵詞來概括各自的關注焦點和核心訴求，在韓方為“尊嚴”，在日方則為“信任”。日方認為，韓國屢屢出爾反爾，缺乏對國際協議的尊重，因而難以對其給予足夠的“信任”。韓方則主張，這些問題關係到人格尊嚴、民族大義、國家威望，不應等閑視之。對於日方的出口管制措施，文在寅總統將其批判為“兩國關係發展歷史上的倒施逆行”，“是對半個世紀以來相互依存和共生關係不斷積累的韓日經濟合作體系的破壞”，甚至將其提高到“妨礙韓國經濟增長”的高度。
在日韓兩國，“嫌韓”、“厭韓”與“反日”、“仇日”的情緒雖不是主流，但都始終揮之不去、難以根除。2019年是韓國爭取民族獨立的“三•一運動”一百周年，民族感情問題更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在這一背景下，此次的出口管制及其後續發展固然是雙方顯示態度、宣洩不滿的一種表現，也確需謹慎行事。
衝擊初現，前景未蔔
文章指出，在此之前，日韓關係惡化的經濟衝擊已經有所顯現，但隨著此次矛盾的激化，有可能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簡單舉一個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據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2019年上半年韓國訪日遊客數量下降了3.8%，儘管絕對數仍達到386萬，但下降幅度不但遠遠高於中國台灣地區和中國香港地區，更與中國內地（11.7%）、泰國（12.7%）、越南（30.3%）的迅猛上升勢頭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韓國國內，近期已經出現了“抵制日貨”的風潮，優衣庫、無印良品、寶礦力水特、朝日啤酒等日用消費品的日本著名品牌均遭波及，大小超市的日本產品紛紛下架。根據7月18日發表的輿論調查，韓國國內參加“抵制日貨”運動的受訪者已經達到54.6%，比前一周又上升了6.6個百分點，而今後有參加意願的比例也已經上升到了66%。另據韓國蓋洛普的最新民調，當前“對日本持有好感”的韓國人僅為12%，為歷史最低，而“不持好感”的比例則高達77%。而在日本國內，類似的情緒同樣也在蔓延。《產經新聞》與富士新聞網（FNN）於7月14~15日聯合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高達71%的受訪者“支持”日本政府的應對措施，“不支持”的僅為15%，不認為“韓國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國家”的受訪者更是高達75%。
日韓經濟高度相互依賴，雖不平衡，但謂之“唇亡齒寒”並不為過。2018年，韓國對日本的貿易赤字為203億美元，而中間產品的赤字就達到151億美元，約占整體的四分之三。據媒體報道，三星電子已通知國內的關聯企業增加日本產零部件的庫存，以提早應對日本可能進一步擴大對韓國的出口限制。韓國企業要想真正“脫離日本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設備，實現進口的多元化，走上國產化的道路”，恐怕頗為艱難，相關表述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民族氣節和官方立場，在實際過程中代價高昂、成本巨大，在短期內幾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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