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像旺角暴亂中暴動罪的判決，梁天琦的個案就可以說明問題。這一次很多示威者的暴力與破壞性遠超過梁天琦他們的旺角暴亂，相信法官不會做出一個嚴重偏離普通法傳統下常規法理與裁判基準的判決。即便有一些人被輕判了，但仍然會有一些典型的判例出現，這些就足以去威懾違法效仿者，足以去打擊支持暴力活動的直接攻擊人士及其背後的策劃者。關鍵是，刑罰責任的確定性和威懾性可以構成對黑衣青年人有效的法治教育和懲戒。
我們要堅持對香港社運暴力的“零容忍”及強大的輿論批判，但同時也必須堅持“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既定法治程序，給香港法院和法官最低限度的信任、期待與空間。相信香港法官亦不可能嚴重偏離法治，違背司法責任與道義，作出自我羞辱性判決。給香港法治一些耐心與信心，是維護“一國兩制”的必要精神條件。
再回到民意立場問題上。民意轉向是以法治方式推動運動收尾的關鍵性指標，這一點與2014年佔中運動非常相似。這一次運動的暴力不斷升級與很多市民的仿徨觀望以及對這場運動的性質和危害的估計不足有關。
隨著中央日益清晰地判斷這場運動的性質，以及這場運動本身造成的破壞性在各行各業的呈現，市民在各行各業感受到民生秩序、民生利益受到了普遍破壞，經濟下行日益明顯，具體利益受損及生活痛苦體驗日益上升。
民意會日益理解到這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在表面化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之外，又有什麼樣的政治企圖和極大的破壞性。民意應該轉變，會逐漸地並且是確定地朝著支持法治與支持政府管治的方向去演化。這是止暴制亂最有力的一個保障。當香港的主流民意穩定持續地反對暴力、支持法治的時候，這場運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根基基本就消解了。
這場運動同樣引發人們對“一國兩制”可行性及其未來的某種憂思。“一國兩制”這一次受到的衝擊不是來自於孤立事件，而是回歸過渡期與回歸以來一系列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矛盾的積聚，也包括港英政府留下來的很多釘子，設下來的很多陷阱。還有特區政府在回歸之後，關於房價調控、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地產霸權的規制方面存在的一些欠缺，如此累積而來。更有隨著國家的發展，國家影響力自各個方面滲透到香港，整個香港對於自己的生活價值觀、生活方式存在著未來主義的憂慮和不理解，以及對國家整合進程的不認同。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這一次運動中強大的對抗力和衝擊力。
“一國兩制”未來應該會更加堅定地朝著融合發展的方向演變，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會分別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秩序之內更好地承擔自己的角色與責任，讓香港社會尤其是讓青年人更好地理解什麼是全面準確的“一國兩制”，國家的發展與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大灣區以及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對香港到底意味著什麼，是一種命運，還是一種簡單的偶然性機會。這些調整與轉變都需要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香港社會各司其職，在“一國兩制”分配的角色當中不回避、不缺位，更好地填充自己的責任，彌補在之前回歸的22年當中角色和功能的缺失。
這是“一國兩制”的一個中期體檢，體檢之後是全面的康復和發展。各個主體應該尋找到自己的角色，更好地承擔責任。只有這樣，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才能夠發展得更好，實現二次騰飛，而“一國兩制”的制度生命力與對外影響力才能得到最好的證明與釋放。
來源：中國網 作者：田飛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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