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是文明衝突嗎？不是，是一種政治需要。如果不是以色列的建國，巴勒斯坦人是不會反以色列人的，更不會對猶太人有意見。縱觀歷史和現在，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乃至穆斯林有過多少衝突呢？在穆斯林世界，你衹要改信伊斯蘭教，就不用交稅，可以得到庇護。因此，即便是現在，還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生活在伊朗。歷史上，尤其是波斯大流士大帝時期，對於猶太人制定了比較寬鬆的政策，猶太人甚至可以自治，因此相處融洽。此後猶太人在此生根發芽，從事商業貿易，是伊朗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此的伊朗猶太人最多時達幾十萬。從霍梅尼對以色列復國的反對，開始仇視猶太人，在這一時期，伊朗和以色列關係進入對抗期，為此對於猶太人採取了很多的限制措施，打壓猶太人。為此，大量的伊朗猶太人在這一時期倉皇逃出伊朗，離開波斯家園，回到以色列或者歐洲地區，使得伊朗猶太人下滑很嚴重，衹剩下不到5萬人。而且還大多都是中下層的猶太人，以中小工商業者為主，他們不願放棄自己的生活和事業，因此沒有離開。主要聚集在伊朗的大城市，而且基本都是在富人區。而在後來，霍梅尼改變了對猶太人的政策，開始以安撫為主，並且以法律的形式規定猶太人在伊朗享受宗教活動的自由，可以舉行宗教集會等等活動。同時在伊朗的議會，還給了這不到5萬人的猶太人群體一個永久性的固定議員席位，可以說還是非常照顧猶太人的。而且猶太人的女性也不用像伊朗人那樣帶頭巾上街，從霍梅尼開始，到現在哈梅內伊，都一再強調，伊朗反對的是以色列建國，並不反對本國內的猶太人。因此，不會在任何時候因為跟以色列的對抗和戰爭而傷害猶太人，現在在伊朗國內的7萬猶太人日子還是比較平穩的。但是因為宗教的影響，他們永遠也進入不了伊朗的社會高層。整體上，猶太人雖然政治地位有限，但是經濟地位絕對很高。雖然在伊朗的7萬猶太人還是猶太人，但是他們在伊朗生活了幾千年，雖然保持了自己的宗教和習慣。但是跟阿塞拜疆人一樣，其實在波斯人長期包容的民族政策下，早已被同化了，也就是說這7萬猶太人其實已經是波斯化的猶太人了④。
猶太人1376年從匈牙利、1394從法國和1492年從西班牙等地開始遷徙，1492年的遷徙最大的原因是西班牙國王強迫他們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讓他們皈依天主教。在奧斯曼帝國的猶太人以前對政治事務沒有多少興趣，他們更喜歡從事經濟和商業活動。在這方面，猶太人定居在伊斯坦布爾、伊茲密爾和塞薩洛尼基等港口城市，以及巴格達和阿勒頗等重要省份，並在奧斯曼帝國進出口貿易方面起到了極其重要作用。
從文明衝突角度看，猶太人與穆斯林的衝突可以化解。最重要的一點，在穆斯林世界，伊斯蘭不提倡競爭、不鼓勵解放，因此，猶太人也沒有機會去出人頭地，這樣也避免了類似歐洲反猶的嫉妒和排斥。反觀歐洲，在19世紀後半期，猶太人獲得了解放，可以融入當地社會，參與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項活動，逐漸展現出自己的才能，而且，在許多領域，尤其是金融、文化藝術和思想領域，不僅湧現了不少人才，還佔據了這些領域的話語權。天長日久，嫉妒仇視日積月纍，很容易形成一種社會思潮。由於歐洲文明崇尚自由平等，沒有強迫改宗，又有解放運動，似乎讓猶太人看到了希望。但骨子裡的看不慣反倒沒有得到釋放，容易出現大規模的反猶運動。
三、改宗是一種融合
人類歷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於世界上的各偉大宗教。如果他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會不會一定衝突呢？改宗在文明交往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近代之前，大規模社會改宗的原因很多。在不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影響下，改宗異域信仰、價值觀念或文化標準也呈現出各種不同的方式。改宗經常在特定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環境下發生，改宗新文化或宗教傳統的人不衹在精神或文化上受益。自願改宗、被迫改宗和同化改宗，跨文化的解決辦法。近代之前經常出現的大規模社會改宗通常表現為三種形式即自願改宗、迫於政治、社會或經濟壓力而發生的改宗和通過同化而發生的改宗⑤。
自願改宗有助於推動與組織有序的外邦人建立政治、經濟或商業聯盟。近代之前，自願改宗的主要發起者是經營長途貿易的商人，他們在貿易地區建立聚集區，沿襲固有的文化傳統。久而久之，牧師、僧侶和卡迪(伊斯蘭教的判官)等文化人士也來到這裡。這些聚集區經常成為傳播宗教或文化的據點。那麼，本地人為什麼自願接觸異域商人的文化傳統呢?異域商人經常在不同的文化區域經營貿易，而且當地統治者及其他人都意識到與其合作能夠帶來更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他們接受異域習俗，讓所有人都遵循共同的道德規範和價值觀念，自然促進了跨文化貿易的順利進行。當統治者改宗異域文化傳統，並獲得極大利益之後，他們自然會設法與異域勢力建立政治、軍事和經濟聯盟。此外，異域知識和其他民族的認可通常頗具威信，從而讓統治者在當地獲得新的合法性和異域的政治支持。
但征服者經常會運用各種方法加速整個社會改宗，包括徵收不同的稅收，加大新文化機構建設的資金投入，在招募軍事和政府官員時優先考慮信仰新文化傳統的人，打壓舊的宗教活動或典禮，關閉或破壞寺廟、教堂和聖壇等。他們給那些保護和傳播社會文化的組織施加巨大壓力，比直接進行人身威脅更能導致大規模的社會改宗。但總的來看，有時長達四到五個世紀的持續高壓能夠導致一個社會的宗教或文化體系徹底轉變。有時，當國家選擇支持一種文化或宗教而打壓另外一種之時，人們就會迫於政治、社會和經濟壓力而改宗，例如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改宗之後更加鍾情於基督教，嚴格限制異教信仰，基督教徒的數量不斷增多，異教徒越來越少。然而，歷史上迫於壓力的改宗通常是因為大規模的移民或征服運動，例如伊斯蘭教傳播到中東、波斯和北非時，就從生機勃勃、幅員遼闊的伊斯蘭帝國獲得了大量資助。眾所周知，穆斯林最能容忍其他宗教信徒，允許他們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同時也對非穆斯林徵收特別稅，施加歧視性的限制，要求他們穿特定的服裝或居住在指定區域，在重要職位上優先考慮穆斯林應徵者，主要資助伊斯蘭教組織的建立。穆斯林統治者綜合使用各種政策，逐漸使大多數非阿拉伯人改宗伊斯蘭教，
社會改宗的第三種類型，即通過同化的改宗也很重要。它是指少數族群適應多數族群的文化標準，最終接受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念。少數族群有時積極改宗異域文化，以獲得政治、社會或經濟上的好處。當西哥特人和其他日爾曼人進入羅馬帝國時，他們不僅積極參與到當地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還接受了基督教，儘管基督教與他們的文化傳統格格不人，但卻在羅馬帝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同化的改宗也呈現出不同狀態。如果一個人正處於被同化的過程中，更多表現的是一種文化上的搖擺不定和疏離，而不是徹底改宗。由於人們擯棄或失去了與本土文化傳統的聯繫，但又未深入接觸新的文化傳統，所以生活在既沒有遵循本土傳統又沒有完全接受新傳統的狀態之中。即使人們有時候設法尋求被同化，他們原有的文化取向還是不可避免地被保留下來。
必須考慮文化融合的現象。儘管與改宗不同，近代之前在促進社會大規模改宗另一種文化時，文化融合經常發揮著重要作用。文化融合將不同的文化傳統要素凝聚在一起，讓異域文化傳統在遠離本土的地方也易被理解、接受甚至充滿吸引力。最終，甚至會潛移默化地導致新文化結構的產生。因為，對異域觀念進行解釋時，經常與那些被人們熟知的思想進行比較甚至借鑒，所以跨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念的交流很容易引起大量文化融合。因此，當佛教進入中國時，大量借用了中國本土道教的語言和觀念；當摩尼教教徒和聶斯托里派教基督教徒吸引中國人改宗時，也採用了很多佛教和道教術語。
四、歐洲的移民難民問題
歐洲面臨移民難民問題，主要是穆斯林移民和難民問題。在一些歐洲國家，出現了相互看不慣的情況。當地歐洲人看不慣穆斯林的服飾（長袍和頭巾等）⑥；穆斯林看不慣歐洲女性穿著暴露、當地人飲酒和同性戀等。一旦穆斯林移民的數量上升後，這種看不慣會變得十分突出。外來移民難民與當地居民的融合問題變得十分棘手。不要說水和油的關係，相互之間能否做到井水不犯河水？數量一定的情況下，可以做到各自以自己的生活區域為主。但是，隨著一方數量上升，看到的頻率越多，歧視就會增加。熱歧視就是在就業和主流社會中直接排斥外來者；冷歧視就是在看到外來者聽到穆斯林的名字都表現出警覺和緊張。後者是受到影像的影響。歐洲人提倡社會融合和多元化，推出許多融合課程。穆斯林移民作為後來者，在民主平等面前，同樣有表達自己價值觀的權利。實際上，那些融合課程是表面現象，帶有主觀的俯視傾向。看不慣是繞不開的問題。控制客觀的移民數量是關鍵。文明衝突實際上是數量上升到一定程度，超出了容忍範圍，擠壓了他者的空間。文明融合是數量在一定範圍即可容忍的範圍，雙方相安無事。人口數量是關鍵變數。嚴格地講，融合就是容忍。
註釋：
①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 文明的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的研究》 (大學譯叢)，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②諾貝特·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 文明的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的研究》 (大學譯叢)，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頁。
③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頁。
④“伊朗有7萬猶太人，他們為何不願意回以色列？真實原因有三點”，2018-9-27，http://www.sohu.com/a/256578302_821498。
⑤傑裡·H. 本特利： 《舊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聯繫與交流》，2015年版，第9頁。
⑥虞衛東：“穆斯林移民與西歐國家的融合模式探究”：《國際關係研究》，2016年第3期，第103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0月號，總第2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