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9日電／9月份剛剛結束2019年武漢網球公開賽，10月份武漢又將迎來另一場世界矚目的國際體育盛會，這對於武漢全球知名度的提升將會帶來極大的助力。而希望吸引全球目光的並不只有武漢一家，這幾年，紐約時報廣場的大屏幕上，先後出現了成都、武漢、鄭州、重慶的城市形象宣傳片。選擇在這個“世界的十字路口”上進行城市宣傳，也彰顯著中國內陸城市的國際野心。
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對內改革，解放生產力；對外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業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原來的跟隨、引進、模仿到如今的引領、輸出、創新，中國經濟已然成為世界不可忽視的力量。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的城市發展也開始進入國際競爭的行列，東部沿海城市借地利之便，成為開放先驅，引領風氣之先，在全球城市競爭中，率先進入國際視野。隨著中國開放格局的提升，內陸城市也逐漸進入全球競爭的序列，城市越來越有國際範，國際化成為諸多內部城市的目標之一。
在內陸城市對外開放的進程中，中部雙子——武漢、鄭州，西南雙星——重慶、成都，成為其中的代表。這四座城市均是國家中心城市，參與國際競爭、代表國家形象。那麼，這四城之中，到底誰才是最有國際範的城市呢？
城市要有國際範
一個城市的輻射範圍決定了一個城市的地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在2016年《關於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國家中心城市是指居於國家戰略要津、肩負國家使命、引領區域發展、參與國際競爭、代表國家形象的現代化大都市。這就決定了，國家中心城市輻射和吸引的範圍要超越國家的界線，在全球城市競爭中占得一席之地，成為國際大都市。
城市要有國際範，必然伴隨著一個城市國際化的過程。城市國際化是指城市在人、財、物、信息及整體文化等方面進行跨國界的相互往來與交流活動不斷增加，城市的輻射力、吸引力影響到國外的過程以及國際性城市的形成過程。只有跨越了這個國際化的過程，才能真正成為國際大都市。
從廣義上說國際大都市與國際化大都市是一個概念。但從狹義上說，國際化大都市是城市國際化的初級階段，國際大都市是城市國際化的中級階段，而世界城市是城市國際化的高級階段。世界城市又稱全球城市，在西方眼裡，英國倫敦、美國紐約、法國巴黎和日本東京被認為是“四大世界級城市”。
其實這三個階段也符合中國國家中心城市的梯隊結構，北京、上海、廣州作為第一梯隊，將參與到世界城市的競爭當中，目標是成為倫敦、紐約一樣具備全球影響力的城市，其餘城市則成為國際大都市，具備一定的全球影響力。
作為國家中心城市，重慶、成都、武漢、鄭州的發展戰略目標當中，國際化都是其中的重點。2018年，鄭州、武漢先後審議通過或發布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行動綱要或實施方案，均提出“三步走”建設目標。鄭州市的遠期目標是，2036年至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市，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城市。武漢的規劃是，到2049年，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全球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世界亮點城市。
2018年成都兩會上審議的《成都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年）》草案當中，成都市“三步走”戰略是：
“到2020年，高標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建成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國家中心城市；
到2035年，加快建設美麗宜居公園城市，全面建成泛歐泛亞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門戶樞紐城市；
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設現代化新天府，成為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城市。”
重慶的目標則是，力爭到2030年前後，重慶初步建成繁榮發展、包容開放、人文薈萃、充滿活力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經濟影響，重慶占優
作為國家中心城市，要參與全球競爭，首先得具備基本的經濟實力，這也是國際化的基礎。根據各地公布的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當中的數據，重慶在四城當中GDP占據優勢地位，短期內這種局面還不會改變，從經濟實力上看，重慶市更具備國際競爭力；武漢與成都差距在毫厘之間；儘管鄭州一直自稱“國際鄭”，但鄭州的經濟實力（2018年GDP首次破萬億）並沒有體現出其國際水平。
全球國際化程度高的城市，服務業在其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從第三產業比重來看，重慶因為地域龐大，還擁有眾多農業人口，所以第三產業比重並不算高，其餘三城基本在54%左右，差距不大。但是與國際大都市要求的70%以上，還有很大進步空間。
從基本的經濟實力來看，四座城市的競爭力大致相當，那麼這四座城市的國際競爭力到底如何呢？對於城市的國際化水平，目前還沒有一種衡量標準，但是可以引入幾個直觀的數據來看。第一個數據是反映城市對外經濟交流和對外依存度的進出口貿易額數據。
在與國際市場的聯繫上，重慶依然占據領先地位，但成都與其差距不大，西南雙雄在開放程度上實力相當。但是中部雙子則表現不盡如人意，主要是武漢的進出口貿易額不足成都的一半，完全沒有體現出武漢作為中部領頭羊的地位，相反鄭州2018年實現進出口貿易額4015.7億元，算是給“國際鄭”爭了口氣。
當然，這樣的數據表現存在一定的政策因素，重慶和成都依靠地利之便，在開通中歐班列上具備一定的優勢，而鄭州得益於國家首個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落戶新鄭，航空貨運增長迅速。另外，武漢國有企業比重過大，日常消費品生產的民營製造業較少，進出口結構導致進出口額相比其他三城要少。
第二組數據則是反映了城市對於外資的吸引力以及區域的影響力，分別是實際利用外資額以及世界500強企業入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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