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會說：“雖然人口減少後，綜合國力下降了，但人均GDP會提高，像新加坡和瑞士雖然人口少，但它們不是富裕得很？” 在長期計劃生育思維下，許多人習慣於把人口當成分母，認為減少人口有利於提高人均GDP。事實上，對人均GDP來說，人口不僅是分母，更作用於分子，而且對分子的作用更基礎、更長效。因此，其他條件不變，人口下降，對分子的影響可能大於對分母的作用，導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新加坡和瑞士雖然人口少，但人口密度比現在中國的人口密度還高。中國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5人，瑞士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15人，新加坡人口密度更是高達每平方公里7900人。新加坡和瑞士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為何也能躋身於世界上最富裕國家之列？因為人口密度越高，居住越密集，現有需求和供給的匹配越容易。人口密度越高，推廣產品和服務的成本就越小，公共交通的效率就越高。即使在人均意義上，城市也比鄉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
計劃生育倡導者們一直宣揚“少生快富”，但從東北與全國的對比可以看出：從1980年到2017年，東北占全國人口比例從9.01%降至7.87%；而東北人均GDP則從1980年的比全國高39%，變為2018年的比全國低18.9%。也就是說，人口相對減少了，人均GDP卻更低了。實際上，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東北，也出現在江蘇如東和湖南常德這些當年計劃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區。這種結局也印證了所謂“少生快富”的口號完全是違背經濟規律的臆想。人口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與核心；少生不僅不會快富，反而是致窮。
又有人說：“現在中國的大城市交通太擁擠了，如果中國人口大幅減少，大城市就不會那麼擁擠了。”實際上，貧窮的國家，哪怕地廣人稀，城市也擁擠；富裕的國家，哪怕地少人稠，城市也寬鬆。巴西的面積是中國的89%，人口僅有中國的14%，但聖保羅的擁擠度與北京和上海基本相當。而東京、巴黎的擁擠度則遠低於聖保羅，儘管日本和法國的人口密度比巴西大得多。人口眾多的國家會形成更多的規模不同的城市，給人們提供更多選擇。在中國，不喜歡北京或上海等一線城市的人還可以去武漢、南京、西安、鄭州、杭州、成都等省會城市，有各種工作機會和豐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廣人稀的俄羅斯，除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外，其他城市的規模都偏小，生活單調。如果中國人口下降到幾億，有志向的年輕人更會湧入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百萬人口的城市則會萎縮到幾十萬人，而很多中小城市更會衰敗，讓人們可選擇的城市數量大幅度減少。
還有人說：“人口質量比人口數量更重要，以色列人口比周邊阿拉伯國家人口少得多，以色列不是在歷次中東戰爭中打敗阿拉伯國家嗎？”儘管以色列人（或猶太人）非常優秀，內部凝聚力強大，但人口規模的劣勢卻是其最大軟肋。以色列空間狹小、土地貧瘠、自然條件惡劣， 幾乎所有自然資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要遠少於中國，比如人均水資源僅中國的1/7，但擴大人口規模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國策。除了從世界各國吸引猶太移民之外，以色列一直採取各種措施強力鼓勵生育，所以以色列建國以來，人口快速增長。1948年，以色列人口僅有約80萬人，而如今其人口已達880萬人，在過去70年內，以色列人口增長了十倍以上。以色列目前生育率是中國的兩倍多，卻依然強力鼓勵生育，與中國的生育限制政策形成鮮明對照。那種認為中國應該降低人口規模，走猶太人少而精的路線與猶太人夢寐以求的人口目標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況且，如果生育率只有1.1，意味著平均每位婦女只生1.1個孩子，整個社會變成接近四二一的家庭結構，養老負擔極其沉重。低生育率帶來的老齡化危機，最直接的體現是養老金收支平衡面臨沉重壓力。現在東北三省的養老金已經入不敷出。2018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只有17.9%，將來會一路上升到接近40%。如果現在就感受到老齡化的不可承受之重，將來怎麼辦？
綜上所述，如果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少於美國，對於中國來說將是災難。當然，如果中國將來出台大力鼓勵生育的政策，並且能夠有效提高生育率，那麼在本世紀末，中國也許可以繼續保持對美國的人口優勢，並且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
來源：新浪網 作者：梁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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