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中央銀行在支持經濟方面已經黔驢技窮，而財政政策仍然受到政治和高負債的束縛。可以肯定的是，政策制定者可能會在另一輪經濟衰退時求助於更多的非常規政策，也就是將財政赤字貨幣化，但他們往往要等到下一次危機已經非常深重時才會出手。
第六，許多地方都面臨著民粹主義對全球化、貿易、移民和技術的日益激烈抵制。在這場無底線競爭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推行限制貨物、資本、勞動力、技術和數據流動的政策。
第七，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可能成為不確定性的最大來源。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貿易外交政策可能會破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及其盟國所創造的國際秩序。一些歐洲人（例如法國總統埃曼紐爾•馬克龍）擔心北約陷入沉睡，而美國則在挑釁而非支持其亞洲盟友，比如日本和韓國。在美國國內，針對特朗普的彈劾進程將引發更多的兩黨僵局和鬥爭，而一些正尋求黨內提名人資格的民主黨人則提出了讓金融市場坐立不安的政綱。
最後，中期趨勢可能依然會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和破壞：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的人口老齡化將不可避免地拉低潛在增長率，而對移民的限制則會使問題變得更糟。隨著極端天氣事件益發頻繁，致命且更具破壞性，氣候變化已經導致了嚴重經濟損失。儘管從長遠來看，技術創新可能會擴大經濟蛋糕的規模，但人工智能和自動化首先破壞就業，打擊企業乃至整個行業，因而加劇本已極高的不平等程度。每當下一次嚴重衰退發生時，龐大且不斷上升的私人和公共債務都會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從而引發一波無序違約和破產浪潮。
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脫節正變得越來越明顯。雖然投資者正興奮地將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短期尾部風險的減輕以及央行恢復貨幣政策寬鬆的行為上，但是全球經濟的基本風險仍然存在。事實上，從中期視角來看，它們其實都在惡化。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作者： 魯比尼（魯比尼宏觀合夥公司CEO，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版權：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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