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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城市發展制度紅利的釋放需要原動力，主要表現在工業化的拉動和改革開放的放大效應。 |
中評社北京12月22日電／中國城市發展70年來，已從解放初期以鄉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發展至今日以城市為主體的工業社會，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規模及城市數量等發展規模比肩發達國家，其輝煌歷程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制度紅利所成就。改革開放和工業化為制度紅利的釋放和放大提供了原動力，城鄉關係的制度規定性則是制度紅利所基於的資產原值。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中國城市發展再出發，需要遵循創新體制，融合城鄉的必然導向。
經濟日報發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中國城市經濟學會會長潘家華文章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而制定。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基礎薄弱，技術落後，資金短缺，生產力低下，而人口眾多，城市、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相應的制度體系構建，土地公有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以及層級制度則為中國城市的發展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全方位推進的保障。城市發展需要空間作為載體，在土地公有制下，土地征用不是一種市場交易，而是一種行政需要，土地征用時相對簡單的法律程序，低廉的獲取成本使操作實施得以高屋建瓴；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下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單向流動，城市人口有序擴張，同時農村優質的人力資本通過考學、征兵等途徑進入城市，不僅為城市發展積累了高素質人力資本，也有效地避免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中面臨的“貧民窟”現象；權限激勵的層級制度規定城市層級越高，城市發展的權限和資源調動能力越大，集中力量辦大事，客觀上促進了資源的聚集，產生輻射拉動和資源虹吸的雙重效應，其影響程度和範圍隨行政層級的提高而擴大。
文章分析，中國城市發展制度紅利的釋放需要原動力，主要表現在工業化的拉動和改革開放的放大效應。新中國成立以後，蘇聯援助中國156個大的工業化項目，不僅造就了中國工業體系的基礎，還帶動了新城的發展。除此之外，沿海城市“三來一補”模式同樣通過工業化的拉動激發了城市發展活力。
改革開放前城市化進程緩慢，制度紅利釋放的速率和效應低。改革開放後，戶籍制度不斷寬鬆，城市的居民數量增加，同時對外開放帶來的資金、技術、海外市場、城市發展理念，使得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和層級制度的城市發展紅利得以放大實現。從制度紅利釋放的速率和效應看，城市發展70年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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