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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間，澳門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下，實現了整體經濟由“負”到“正”的跳躍式增長，社會民生福利也顯著提升，可謂“一國兩制”實施的成功典範。 |
中評社北京12月23日電／12月20日，澳門迎來回歸20周年。
觀察者網發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吳璧君文章表示，在這20年間，澳門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下，實現了整體經濟由“負”到“正”的跳躍式增長，社會民生福利也顯著提升，可謂“一國兩制”實施的成功典範。
然而，產業結構單一，發展空間有限，一直是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要難題。例如，以博彩業為龍頭而帶動的經濟快速發展雖然讓澳門成為了全球最富裕的地區之一，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經濟結構不可避免地潛藏了不少社會問題。
雖然就目前狀況來看，澳門居民有較高的政治認同，決定了這些經濟社會問題並不至於引發激進社會運動，但從長期著眼，這些經濟社會問題依然對澳門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不小的挑戰，不有效應對這些問題，則會損害澳門未來的發展潛力。
那麼，這些問題是如何產生的？具體表現如何？針對產業單一化，特區政府正在進行哪些積極的改進？
澳門產業結構及其影響下的社會轉型
文章分析，博彩業作為澳門最大的支柱產業，在回歸以來一直對澳門的整體經濟發展起著明顯的拉動作用。博彩業在回歸後的繁榮，可追溯到2002年的“博彩新政”。
回歸前，澳門長期實行博彩專營權制度，博彩業經營權自1961年起由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壟斷。在早期，這一制度使得澳門的旅遊業得到了快速發展，一批世界水準的休閑酒店和娛樂場所得以興建。
然而，在1980年代前後，專營制度的缺陷開始逐步顯現，澳門博彩產品類型漸趨單一，“叠碼回傭制度”泛濫。同時，自1990年代起，韓國、菲律賓等周邊國家紛紛開建賭場；產品單一的澳門博彩業競爭力被逐步削弱，為當時澳門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針對這一情況，回歸後的澳門特區政府決定打破壟斷局面：
回歸初期，澳門政府就確立了“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策略。隨後的2002年，特區政府通過公開競投、公司轉批的方式下發了6個博彩經營權牌照，正式引入競爭機制，博彩業得以開始恢復高速發展。
2003年“自由行”開放後，隨著訪澳旅客人數的大幅增加，澳門博彩業也進入了飛躍式發展階段，行業增加值不斷上升，並在2013年達到頂峰，增加值占當年澳門產業結構的63.1%。
2014年至2015年，由於旅客消費減弱、公安部打擊流動非法資金，博彩業行業增加值下降，但這一數值於2016年後繼續回升。
博彩業作為澳門的龍頭產業，長期以來在澳門經濟中占絕對主導地位（產業結構的50%及以上）。雖然近年來，金融服務業也開始取得一席之地（20%左右，參見下圖），但區域經濟環境使得其並不具備取代博彩業地位的實力；這就決定了澳門經濟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將處於產業結構不完善、博彩業“一枝獨秀”的狀況中。
實際上，對於澳門單一的產業結構及其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的潛在危害，已有相當豐富的文獻研究，讀者也知曉一二；相比之下，關於澳門博彩業發展帶來的社會治理問題，討論雖也很多，但似乎缺乏關注，不過這其實是一個頗值得決策者注意的命題——生產力發展衝擊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帶來社會轉型；而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新矛盾（或失範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如不加以解決，則會引發激進的社會運動。
在澳門，快速但畸形的經濟發展同樣引領著社會轉型。這種轉型較為緩和，表面上看來一派風平浪靜，但內部潛藏的問題卻依然很嚴重。事實上，進入21世紀後，澳門的漸進社會轉型已經開始加速，新問題也隨之增多。這些問題包括但不限於：
其一，博彩業發展帶來的犯罪、毒品、高利貸問題等負外部性正逐步顯現；
其二，不斷增加的外來勞務移民正引發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化；
其三，收入分配失衡引發的貧富分化隨著經濟單極化發展日趨嚴重；
最後，“偽中產階層”的出現和青年人才競爭力的下降影響澳門在大灣區內的發展前景。
這些問題中，又以貧富分化、青年人才競爭力下降兩大問題更為緊迫。
澳門收入分配形態與社會穩定狀況
文章稱，從1999年到2018年，澳門GDP由493.87億澳門元增加至4403.16億澳門元，增長了8.9倍。然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大好形勢下，澳門居民的收入分配卻並沒有向均等化方向發展；相反，博彩業的高速發展還促成了新的社會收入分化現象。
根據相關研究，2002年澳門的基尼系數為0.45（基尼系數高於0.4則表示收入差距較大），2006年則不低於0.48，這說明澳門在回歸前10年內，貧富差距已開始增大。到了2018年，基尼系數雖然下降至0.36，但這也僅是受到通脹與中高收入分組人數增多影響的結果。也就是說，高收入人士的收入仍在穩步增加，但最低收入分組還是會因為通脹等因素導致實際生活水準下降，貧富差距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2018年，最高收入分組的月收入為最低收入分組的7.57倍，超過2012年的7.24倍。
正如上文所說到的，澳門自回歸以來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博彩業的單極化發展具有緊密的聯繫。這其中的機制並不複雜：博彩業的飛速發展雖然能帶來GDP的大幅增長，但財富短時間內只會集中在博彩業；其他行業成員難以從中受惠。不僅如此，博彩業的急速擴張甚至還會對其他行業產生擠出作用，造成結構性失業。
因此，大體來說，博彩行業從業者和頂級富豪（同時大多數經營博彩業）相較非博彩行業從業者獲得的收入更高（關於最新的行業收入中位數，可參見下表）。大部分非博彩行業從業者雖然有政府福利津貼兜底，但並不能在短時間內快速獲得博彩業所帶來的財富分配，甚至有的還會失業。
收入分配失衡會引發哪些問題？最主要的問題之一是給社會穩定帶來的潛在風險。
這其中的道理也很簡單。根據社會學研究，在很多國家，經濟起飛時期反而是社會運動更為興盛的時期，因為經濟起飛過程中，一方面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形態，易造成部分人群的心理變化；另一方面，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視野打開之後與其他國家、地區生活狀態的比較，也使得居民對發展的要求更高。
因此，在澳門，經濟繁榮背後的收入分配失衡極可能會使得低收入的基層勞工群體心生不滿，從而增加這一群體的體制外政治參與，例如社會運動和游說等。這對政府的治理能力是一個較大的挑戰。
當然，需要專門指出的是，事實表明，澳門在回歸之後的社會運動，是以表達民生訴求而非民主訴求為主流，例如2007年的十一“反貪腐、保民生”遊行等，這就使得澳門的社會運動並不帶有分離主義色彩。
受制於博彩業發展的就業結構
文章介紹，回歸以後，博彩業的飛速發展為澳門勞動者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從1996年到2007年的11年間，文娛博彩及其他服務業就業人數增長了5.16萬人，增長率為294.86%。因此澳門失業率快速降低，勞動參與率快速提升：到2019年，失業率已下降到1.7%，勞動力參與率上升到70.4%。
勞動力向博彩業的快速轉移主要基於兩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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