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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圈公共產品的供應
http://www.CRNTT.com   2020-01-21 00:17:44


 
  三、文化公共產品的問題思考

  本文並非專門討論公共產品的理論,而是想把公共產品的理論運用到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上,運用到中華文化圈的建構上,運用到文化中國的認同上,其理論假設是,祇要提供足夠的文化公共產品,就會給中華文化圈提供強大的內生凝聚力,也為兩岸的和平統一創造良好的文化環境。但問題也來了。誰是文化中國公共產品供應的主體?誰來承擔這些公共產品的成本?誰能保證整個中華圈的人們共享這些文化公共產品?當兩岸三地的民眾對文化中國的公共產品產生歧義時如何提供解決方案?等等。就這幾個問題,下面做一些簡單討論。

  按照簡單的理解,公共產品是公眾可以免費共享的,個人是不能獨佔的,正好與私人產品相反。它最早來自於公共經濟學的概念,其特點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所謂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產品的整體性,比如國防,外交、安全、教育、維穩等,屬於一個整體,無法切割成若干個單位,也不能歸屬於哪個企業或機構,它屬於全體社會。所謂消費的競爭性是指公共產品消費者的增加,不會影響現有消費者對公共產品的數量和品質的消費,也不會導致公共產品成本的增長。所謂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祇要在公共產品提供的範圍內,人人都可以消費公共產品,這跟私人產品不同。私人產品除非擁有者允許,其他人無法享用其私人產品。

  後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將公共產品概念引用到國際關係的分析上,使之成為霸權穩定理論的邏輯起點。這個理論認為,任何一個大集團,願意為集體行動支付組織成本的祇是少數成員,大部分成員缺乏為集體行動買單的內在動力,因為他們為集體公共產品支付的成本不足以獲得受益。況且,個別成員即使沒有支付公共產品的成本,他仍然可以享用集團的公共產品。這種“搭便車”的現象,導致集團公共產品供應的不足,造成集體行動的困境。換言之,公共產品的供應不足必然會造成霸權穩定的困境。

  接下來的問題是公共產品的主體是誰? 一般而言,就國家而言,公共產品的供體一定是政府。政府擁有支付公共產品的義務、實力和許可權。然而,中國面臨的困境是,兩岸三地的法律體系不同,並沒有形成一個統領全中國的實體政權,這樣兩岸三地公共產品的供應者分別由大陸、台灣和香港的政府機構擔任。它們分別支付各自的公共產品。大陸近年因為經濟實力的上升以及產生更多的國際使命感,對公共產品支付的範圍和種類不斷地擴大,不僅為國內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而且為國際社會尤其是貧困的發展中國家供應公共產品。中國外交官在聯合國宣佈,"一帶一路"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公共產品。中國幾乎以成本價或賠本買賣為沿線國家修建大量的基礎設施。中國也為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提供豐厚的獎學金供應他們學習。

  在文化領域,中國提供的影響力最大的公共產品就是在海外創辦了大量的孔子學院,這本來是一件善事,對於構建文化中國的認同作用巨大。一方面,中國通過漢辦和僑辦為海外學習中國語言提供便利條件,包括編寫教材、提供師資和舉辦活動等。無論是孔院還是漢辦或僑辦,其共同的特點是推廣漢語,擴大中國影響。這不僅得到海外華人的支持,也得到海外非華人族群的回應。

  然而,在尋求一個中國的認同上出現了歧義,對主權中國認知的分歧延伸到文化中國的認同上,造成兩岸三地不僅僅在官方層面產生爭論,民眾之間也發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特別是這些不愉快發生在國際場合。例如前些年在歐洲發生的撕書事件。再有,海外中文教育本來是中國政府應該積極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但在具體實踐中,中國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產生競爭,使得他們所提供的文化公共產品產生了排他性,錯失了在海外華人圈尋求文化中國認同的機會。目前主權中國英雄可以用武的空間很小,而且比較剛性和傷情。文化中國認同的活動空間則很大。實際上很多事情可分成兩個層面處理,不要把主權中國和文化中國混淆,在保留各自的分歧下最大限度地獲取共識,從而化解各種矛盾和分歧。

  四、文化公共產品的供應建議

  首先應該加深對一個中國內涵的理解,區分主權中國與文化中國之間的聯繫與區別。要認識到,在主權中國之上存在一個更大架構的文化中國,其存在的歷史長度與地理跨度遠遠超過主權中國,因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靈活性。正是因為這種包容性和靈活性,使得中華民族在幾千年血與火的燃燒中一次又一次的涅槃重生。重生後的中國文化不僅延續了漢文化的傳統,也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因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孔孟文化祇是裡面的滄海一粟。在當今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中,我們一方面要遵從現有的國際遊戲規則,堅守國家主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另一方面也要繼承歷史文化傳統,承認文化中國的認同在中國統一大業中的重要性,並對文化中國的建構賦予時代的精神。具體來說,就是要把統一中國的格局做大,不再局限於國家主權的一磚一瓦的爭奪,而是發揮一種使命感: 動員整個中華文化圈的炎黃子孫,也包括那些雖然沒有中國國籍但認同文化中國的其他族群,全力以赴地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繼續保持世界主要文明形態的地位,避免中國文化在激烈的競爭中被解構的後果。為此,兩岸三地的各級政府要有使命感,為中華文化圈提供必需的公共產品。

  其次,大陸要主動扮演中華文化圈公共產品主要供應者的角色。理由很充分,北京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同時經濟實力位居世界第二,擁有豐富的人力和財富資源。實際上,中國政府已經在源源不斷地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它沒有理由不為中華文化圈提供公共產品。然而在高度行政化的大環境下,為中華文化圈提供公共產品的工作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它需要具體執行部門超越本部門利益、超越商業利益。這裡要總結當前統戰工作的經驗教訓,避免政出多頭和部門競爭;防止個別部門把海外中國文化公共產品的供應變成本部門的自留地,造成公共產品消費出現嚴重排他性的現象。建議中央成立中華文化圈公共產品(具體名稱另議)供應領導小組,協調所有相關部門利益,制訂公共產品供應的戰略規劃,計算公共產品的成本與收益,確定公共產品供應的流程,明確相關部門的工作範圍及其職責等。

  再次,中華文化圈公共產品的供應方案要在兩岸三地之間進行充分的磋商,包括公共產品的類型、內容和供應方式。有時候兩岸之間難以達成協議,可擴大磋商範圍,邀請海外其他地區的華人精英一起協商。這是新一輪的建國大業,是文化中國的建構過程。需要理解的是,中華文化圈的公共產品提供不是政治宣傳,也不是意識形態灌輸,而是在瞭解海外華人的需求之後,根據他們的需求而有針對性地提供公共產品。對於台灣來說,它在文化中國的建構過程中有著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平心而論,台灣的政治精英受過良好的中國文化教育,既能通古,也能博今,在文化中國建設中具有較大的話語權。他們缺的是一個可以發揮作用的文化大平台。他們的知識能量在島內無窮無盡的選舉中消耗殆盡,抱憾終生。相比台灣,香港的知識精英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性較強。他們更為接受西方的文化,這是英國長期殖民政策的結果。他們在文化中國認同上的矜持態度,影響了香港年輕人對中國的認同。即使這樣,香港的知識精英和年輕人不應該被排斥在文化中國建構過程外。

  第四,中國文化圈的公共產品提供要與時俱進,要有創新精神。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很快。更多的年輕人依賴於網絡社交平台進行日常交流。在同一個社交網絡平台上,即使來自不同族群的年輕人,他們的溝通也是順暢的。一個表情符號,一種網絡語言的表達,甚至類似火星人的文字,他們都能理解,並樂此不疲。這些行為方式,其他網絡社交平台的年輕人難以理解,更談不上溝通。在當前的條件下,還難以讓兩岸三地的年輕人使用同一個網絡社交平台,但還是可以給海外華人圈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可以從紙質媒體入手,比如在海外建一批中文圖書館或閱覽室,兩岸三地提供免費的書籍和刊物。鼓勵兩岸三地的青年學子使用對方的圖書館,政府提供必要的免費服務。可以考慮在這些圖書館邀請兩岸三地的知識精英在圖書館開設講座,與讀者進行交流,講授中國的文化傳統,其費用由政府支付。

  第五,在兩岸和統進程停滯的情況下,不妨概念先行,架構先行。具體來說,就是超越國家主權之爭,在旁邊搭建一個文化中國的架構。這個文化中國最大限度地涵蓋兩岸三地對一個中國的認知,以尋求兩岸三地在一中認知上的公約數,因此是去政治化的、去標籤化的。這個文化中國既有歷史的傳承,更是面向未來的寄託。在主權統一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實現文化認同的統一,從而為主權的完全統一創造條件。俗話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旅遊是年輕人增長知識、深入社會、結交朋友、提升自我價值的途徑,其效果不亞於圍牆內的高校教育。為此,兩岸三地可以考量在政府的支持下,由第三方出資,設立各自人文旅遊項目,鼓勵港台澳以及海外華人的青年學生到大陸旅遊,飽覽祖國的山水風光,接上祖國的地氣,提高自己對事物的判斷力。大陸青年也接受資助到台灣旅遊,與當地的居民進行全方位的交流,保持密切的交流和互動。如有條件,可以資助香港學生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貧窮的地方旅遊,打開眼界,增長見識,加強自己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第六,要更新對海外華人的認知,把那些戶口不在兩岸三地的海外華人也視為中國大家庭的成員。中國雖然不承認雙重國籍,但可以從文化中國認同的角度將這些海外華人納入中華文化圈,就像以色列把全世界猶太人當做它的人民一樣。現在的華人與以前不同。這些海外新華人從兩岸三地移居海外,其世界觀和行為方式都已經形成,尤其是大陸出去的新華人,對文化中國的認同非常強烈。但在主權至上的指導思想下,這些新華人往往受到排斥,被歸到外國人一類。這跟周恩來時代的做法不一樣。當時,很多非中國籍的海外華人都被中央政府定性為自己的同胞,在各項政策上給予優待,因此那時候的中國儘管沒有現在富裕,卻有強大的吸引力。實際上,海外新華人無論是大陸還是台灣和香港,對文化中國是相當的認同。台灣保留了舊時代的中國傳統文化,包括書寫繁體字等,但台灣的中國文化傳統也在丟失。很多台灣年輕人受到商業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不願意在學習中國文化上下功夫。而很多香港人本來就是從大陸過去的,文化程度較低,移民海外後,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忘記中國文化,起碼會說中國話。大陸的新移民更是希望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記中文。儘管兩岸三地學習中國文化的動機不同,但他們的願望是一致的,希望有一個良好的學習中國文化的環境。可是在海外,不能指望當地政府提供學習中國文化的公共產品,這畢竟要花費納稅人的錢。祇有中國政府才有實力和意願為海外華人提供學習中文等教育公共產品。這是構建文化中國認同的大好機會。兩岸三地可以攜手並進,充分調動各自的資源,給予所有的海外華人消費文化中國公共產品的機會。無論他們來自哪裡,或是阿里山和日月潭,或是上海灘和銅鑼灣;無論他們是否擁有中國戶口,祇要有一顆中國心,就可以充分享受文化中國公共產品的消費。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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