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影響ECFA發展的因素分析
（一）根本因素：兩岸同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ECFA的首要目標是“加強和增進海峽兩岸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從中可以看出兩岸簽署ECFA的直接動因是通過合作促進雙方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兩岸簽署ECFA的更深層次動因是改善民生的內在需要。
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增長乏力、居民收入增長也十分緩慢，這是台灣經濟長期積纍的結構性問題。從2000年到2008年，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月平均薪資從41831元新台幣增加到44418元新台幣，年均增速僅0.75%，即便僅算中間工資成長相對較快的2003年到2007年，月均薪資的年均增速也祇有1.36%④；2009年，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月平均薪資下降4.77%。可以說，從2000年到2009年台灣工薪階層中的相當一部分生活水平不僅沒有改善，反而在實質上有所下降。
上述持續低迷的經濟狀況尤其是薪資水平極低的成長，也是馬英九政府積極與大陸商簽ECFA的內在動因，從這個意義上講，兩岸簽署ECFA是對兩岸民眾尤其是台灣同胞改善生活需求的主動回應，在此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效果。2010年台灣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月平均薪資增長5.55%，薪資絕對額及增速均創新高，2010年的薪資大幅度成長固然與2009年較大幅度下降後的反彈有關，但也與ECFA給台灣經濟帶來的提振效應有關，當年台灣GDP增長10.63%，為1987年之後的最高值。ECFA生效後，從2010年到2018年，台灣工業及服務業受雇員工月平均薪資從44646元新台幣增加到52407元新台幣，年均增速僅2.02%，較2000年至2008年的年均增速快1.27個百分點，這是ECFA生效後帶來的實實在在變化。
（二）直接因素：兩岸關係的發展演變
2008年兩岸關係出現歷史性轉變，走上和平發展新局面。在此形勢下，2009年12月22日，兩岸兩會領導人在第4次商談中正式宣佈啟動ECFA協商；次年1月，兩岸兩會圍繞ECFA的工作商談開始啟動，經過3次工作商談，兩岸兩會領導人於2010年6月29日在第5次商談中正式簽署ECFA。ECFA的簽署既離不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環境，也是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具體深化。
ECFA生效後，早期收穫清單計畫自2011年1月開始實施，同年10月，由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產業合作工作小組主辦的兩岸產業合作論壇開始舉辦；2012年8月《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與《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簽署，2013年6月《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若按照這一節奏繼續推動，ECFA的功能作用可以逐漸較快地全面得以發揮。然而，因島內政治生態日趨複雜，內部鬥爭和社會對立加劇，使得《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成為鬥爭犧牲品遲遲不能生效，由此也對ECFA後續其他協商的進程帶來了不利影響。2016年台灣再度政黨輪替後，因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破壞了兩岸良性互動的共同政治基礎，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也停擺，ECFA後續協商的推進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和現實阻力。
（三）間接因素：全球經貿發展大環境
兩岸共同所處的全球經貿大環境是影響ECFA形成和發展的間接因素，其中近十餘年及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最為重要的是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價值鏈重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突出的兩大經濟發展趨勢之一，亞太地區就有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多個主要的次區域自由貿易區，RCEP也將於明年簽署，未來將以多軌並存、共同推動的路徑持續朝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方向發展⑤。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對兩岸經濟發展及產業合作有重要的直接影響，兩岸如何更好融入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個重大現實課題，這方面的路徑已經日漸清晰，就是深入推進兩岸經濟合作的制度化，通過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促使兩岸共同融入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全球價值鏈步入深度結構調整期⑥，塑造國際貿易新動能促進全球價值鏈重構⑦；與此同時，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再工業化”浪潮以及消費者個性化需求逐漸顯現等的共同作用下，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蓬勃興起，驅動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發生新的變化，也由此推動全球價值鏈加速重構。兩岸都是全球價值鏈的積極參與者，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指數均很高，但地位指數均較低⑧。也就是說，兩岸在全球價值鏈利益分配中所處地位相對較低，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岸作為後發經濟體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路徑有關，傳統上都是以“嵌入”模式參與歐美發達經濟體國際知名品牌廠商所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全球產業鏈重構為兩岸產業擺脫“嵌入”模式以“建構”模式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主導作用的機會大大增強。然而，能否成功以後一種模式實現價值鏈攀升，關鍵又在於兩岸產業界能否在影響產業發展的重大科技創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毫無疑問，在重大科技創新方面，兩岸合作比單獨任何一方都擁有更大的機會，這在客觀上要求沿著ECFA所開創的路徑深入推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尤其是重視共同打造兩岸產業創新鏈。
三、ECFA前景展望
綜上對ECFA實施效果和ECFA發展影響因素的分析，ECFA對兩岸貿易發展、台灣經濟成長、居民就業和薪資成長都有拉動作用，切實增進了兩岸同胞的共同福祉，順應和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兩岸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當前，台灣居民的絕對收入水平明顯高於大陸居民，但工資增長仍相對比較緩慢，不僅明顯低於大陸的工資增長，也較明顯低於新加坡和韓國的工資增長（2011年至2018年，韓國工業及服務業從業人員月薪年均增長3.77%，新加坡2010年至2017年間工業及服務業從業人員月薪年均增長3.58%，台灣按這兩個對應時間段計算分別為1.89%和1.77%）；大陸居民的收入增長相對較快，但絕對收入仍然處於中等收入水平。橫向比較，台灣地區工業和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月均薪資明顯落後於新加坡和韓國的薪資水平，大約相當於新加坡的4成多，相當於韓國的將近6成。顯然，兩岸同胞對美好生活的需求都遠未得到高水平滿足，這決定了未來兩岸以ECFA為代表的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一定會推進也一定能推進下去。
2019年11月4日，第三次RCEP領導人會議對外宣佈除印度以外的15個成員國已經結束全部文本談判和實質上所有的市場准入談判，並致力於確保明年簽署協定。這一新動態必將進一步加快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將為全球貿易和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也會對兩岸ECFA的發展形成一種倒逼壓力。
兩岸同胞對美好生活的持續追求內在決定了ECFA未來一定會朝更高層級邁進；全球經貿大環境尤其是當前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明顯加速也在客觀上從外在倒逼以ECFA為代表的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加快向更深層次推進。然而，對ECFA發展有最直接影響的兩岸關係在近年來出現了大倒退，ECFA後續協商無法推進，這意味著ECFA的發展及升級過程不會一帆風順，在特定情形下甚至會面臨中斷風險。ECFA推進進程的延緩實質上是島內複雜政治生態對兩岸經濟合作的干擾，這種干擾的危害性尤其是對台灣經濟的傷害短中期內未必能被充分認識到，但終究會因傷害兩岸同胞尤其是廣大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而被充分認知，在ECFA基礎上深入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進程前景可期。
註釋：
①這裡的三個時間段主要依據影響兩岸貿易發展的重大經濟事件來劃分：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并軌，2001年底兩岸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10年兩岸ECFA簽訂並生效，同時剔除了兩岸貿易及兩岸各自的對外貿易都受全球金融危機強烈衝擊的2009年，由此第一個時間段自1994年至2001年，第二個時間段自2001年至2008年，第三個時間段自2010年至2018年，三個時間段內兩岸貿易發展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都相對穩定。
②2018年台灣GDP為5889.97億美元，按台灣統計口徑保守估算的45.08億美元已經包含在5889.97億美元中，按大陸統計口徑估算的136.12億美元中的91.04億美元未被計入，這裡按136.12億美元計算比重時同時將這91.04億美元加入了2018年台灣GDP中。
③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之影響評估》，2009年7月。
④這裡及下文的薪資成長資料均為利用《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年報》中的原始資料計算得出。
⑤2006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成員將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明確為長期願景，之後歷屆的APEC會議都會涉及FTAAP議題，2014年APEC北京會議通過了《APEC推動實現FTAAP北京路線圖》，為推動FTAAP邁出實質性一步。
⑥余振等人：《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與中美貿易摩擦》，《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第7期。
⑦趙明亮、臧旭恒：《國際貿易新動能塑造與全球價值鏈重構》，《改革》，2018年第8期。
⑧段小梅：《兩岸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和依賴關係——基於TiVA數據的實證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16年第12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月號，總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