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期就是趨勢
美國等成熟經濟體的潛在經濟增速變化緩慢，經濟波動主要是來自需求端，但是對於中國等轉型經濟體來說，各種制度還在完善中，經濟波動主要來自於制度等供給端的變動，也就是潛在經濟增速的變動。在日本，經濟周期不再是個快變量，在轉型經濟體，經濟趨勢不再是個慢變量。
由於存在預算軟約束，國有企業並不能完全自動出清，中國沒有像美國一樣的經濟周期。中國企業擴大投資基本上是因為，制度改革引起資源配置效率改善、資本回報率提升。企業加大投資，拉升實際經濟增速的同時，資本存量增速也會上升，從而進一步拉升潛在經濟增速。此後，隨著改革紅利消退，加上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作用，資本回報率下降，企業投資增速下滑，實際經濟增速和潛在經濟增速都會下降。
因此，中國的經濟周期，實際上是經濟增長趨勢的波動，即“周期即趨勢”。同時，中國這種轉型經濟體，潛在經濟增速不是慢變量，又由於市場無法完全自動出清，經濟周期的啟動取決於供給側改革，即“趨勢即周期”。
80年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三輪經濟周期，都是改革周期。第一輪經濟周期是1981年至1990年，這一階段是改革開放初期，是完完全全的帕累托改進，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改革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放權，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資源配置效率迅速改善，帶動投資增速上升，這進一步拉升潛在經濟增速，中國經濟走上追趕道路，每個人的福利都在提高。當然，放權帶來的投資過熱，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此後宏觀調控政策收緊，加上改革的刺激效應減弱，經濟增速下滑，經濟周期進入下半程。
第二輪經濟周期是1990年至2000年。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極大地增強了全國人民堅持改革開放的信心；同一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階段，民營經濟快速發展。低效率的國有企業無法和民營企業競爭，但是又不能自動出清，中國通過國有企業破產重組等形式，人為地進行市場出清，這也為民營企業的成長騰出了空間和資源。很快，再次投資過度擴張帶來產能過剩，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周期進入衰退階段。
第三輪經濟周期是2000年至現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並配套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投資增速再次回升，並拉升實際經濟增速和潛在經濟增速。加入WTO至2008年次貸危機這段時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次貸危機之後，中國雖然進行了幾輪刺激，但是由於改革紅利消退，激勵機制破壞，“後發優勢”減弱下技術進步放緩，人口、環境、資源約束增強，實際經濟增速無法擺脫潛在經濟增速的下滑。
2019年三、四季度GDP增速降至6%。始於2020年春節期間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國經濟短期的下行壓力更大，那麼如何從根本上提升中國的經濟增速？
首先，激活資本市場。過去穩增長通過房地產將全社會資本集結，轉到地方財政，加大基建投入，2019年中央已經定性：這種模式不具有持續性。那麼有更好的辦法沒有？我們發現通過資本市場，全社會的錢投向企業，市場活躍，再融資、IPO就會增大，與此同時VC、PE市場就活躍了。美國上世紀90年代末期股市也出現過互聯網泡沫，但是不可忽視的是泡沫破裂之後產生了一批科技網絡巨頭企業。通過資本市場這一平台，引導全社會資金投資到實體經濟中去。資本市場發展了，更多的居民參與到這一市場中來，會改善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也可以降低非金融企業的杠杆率。同時，還可以改變消費者預期，對拉動消費者信心起著積極作用。
其次，加快城鎮化拉動內需。中國在2015年達到勞動力峰值7.871億人，然後勞動力人數出現了下降，2018年勞動力人數降為7.86億人。2018年我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9.58%，戶籍城鎮化率僅為43.37%。與此同時，農村人口還有釋放空間。我國的全國人均耕地要高於荷蘭、日本和韓國等發達國家，荷蘭人均耕地為0.061公頃（0.92畝）；日本人均耕地面積為0.033公頃（0.50畝）；韓國人均耕地為0.029公頃（0.44畝）。未來中國城鎮化率水平具有提升空間，勞動力也有可能會出現再次上升的情形。在城鎮化的拉動下，中國可能再次工業化。城鎮化的關鍵是土地制度改革。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傾向更強，高收入人群的國內消費已經得到充分滿足了，消費傾向比較低，怎麼讓有錢人的錢轉到沒錢人手上？我們認為一個可行的辦法是：低收入群體一方面擁有勞動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擁有土地資源。而高收入人群有錢但缺乏土地資源，那麼未來可以考慮低收入人群用土地資源與高收入人群做交換，這就需要從土地制度著手，加快土地制度改革進程。
總之，和美國不同，中國的經濟周期實際上是經濟增長趨勢的波動。作為轉型經濟體，中國經濟趨勢扭轉並不困難，特別是資源配置效率可以快速改善。一旦經濟趨勢扭轉，企業資本開支周期也將向上啟動，中國經濟將進入新周期，迎來“真實繁榮”。
來源：金融時報 作者：潘向東、劉娟秀、邢曙光（作者單位：新時代證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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