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就目前而言，全球化生產要素成本差異越來越小，國家間在爭奪企業、爭奪國際產業時，成本競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由此可見，成本管理已不僅僅只是企業內部管理的一個手段，事實上它已經遠遠超出一個企業、一個行業的負擔。它更是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一個攸關我國國家競爭力的問題。如何有效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也就成了一個亟需解決的大問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代表人物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強調了減輕稅收負擔是增長經濟的最好辦法。他認為將收入用於非生產性消費是妨礙資本積累的主要因素，而最主要的非生產性消費就是賦稅和地租。因此，要增加國民財富，擴大資本積累就必須有效降低賦稅和地租。正是基於此，為了促進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政府應從降低稅負、用地/租金成本、社保成本等入手。只有切實地為企業降低了成本，市場上銷售的商品價格才會隨之下降。這時就會出現收入效應，即在收入既定的情況下，也可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這在當下將具有豐富的政治和社會意義。從某種意義而言，降成本不獨事關戰“疫”，更攸關國家競爭力。
“寬管制”。為了增強市場的活力，必須進一步放鬆管制。事實上，早於2016年5月9日，李克強總理在“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轉職能提效能——在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就明確指出：“簡政、減稅、創新等都是結構性改革尤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為此，必須在更大範圍、更深層次上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進一步優化服務，繼續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總理在會議中就曾指出：“企業普遍歡迎政府通過減稅降費等措施來幫助降低成本，但更希望政府通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鬆財政”，即擴大財政支出力度。在疫情的衝擊下，企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現金流問題，急需“輸血”。減稅必要，但它並不能增加企業現金流，只是減少企業支出或降低其成本，難以達到“救命”的目的。就目前而言，政府應該通過退稅、直接補貼和加大轉移支付等財政定向幫扶，支持企業盡快恢復現金流，以避免企業因為現金流斷裂而陷入經營困難，防止企業集中倒閉、失業潮及可能引發的社會穩定問題。因此，應對疫情對企業和低收入群體的衝擊，政府有必要增加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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