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2日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A股市場及經濟運行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世界銀行曾對重大流感疫情的經濟損失進行分析及研判，病死率因素僅占12%，因公眾避免接觸、供求扭曲的影響高達60%。回顧全球幾十個國家資本市場上百年的歷史，權益投資是養老金、險資等長期資金抵禦疫情等外部衝擊的自然選擇，“再平衡”是其應對市場波動的主要手段。從我國情況來看，理念、政策與產品上的瓶頸使養老金、險資難以發揮長期資金優勢。由此，應形成合力、創造條件、加以引導，促進長期資金在資本市場發揮更重要作用。
首先，長期權益投資是抵禦疫情等外部衝擊的自然選擇。回望全球資本市場，“長期來看，股票收益會超過債券”。這一事實並不因瘟疫、戰爭等外部衝擊而改變，也不因國家不同而存在較大的實質性差別。全球代表性養老金在提高權益比例過程中，曾經遭遇較大的市場波動。但事後看來，波動往往是低成本提高股比的機遇。
比如，加拿大CPPIB1999年決定提高股比，但隨即在2000—2002年經歷了互聯網泡沫破裂。CPPIB在年報中表示，“過去30年，加拿大股市曾發生5次大調整。TSE300指數1973—1974年暴跌，用了5年多才完全修復。但對長期資金而言，這種下跌恰恰是買入時機”。CPPIB基於這種理念，花了6年時間把股比從7%提高至60%，發展成“加拿大養老模式”下的旗艦基金。
其次，“再平衡”機制是海外養老金、險資等長期資金，應對市場波動的主要手段。基於市場化基礎的“再平衡”機制，客觀上可以穩定市場、抑制波動，但並非所謂的“托市”或“抄底”。這裡的“再平衡”，即低買高賣，系在確認合理的權益比例前提下，當股價下跌、市值縮水，偏離目標比例時，要按投資紀律加倉，使之恢復至既定比例。“再平衡”和“抄底”的區別在於前者事前立規矩，強調嚴格執行，著眼於恢復到目標比例、取得穩定的資產配置及投資收益；而後者則側重擇時選股，收益難有保障。
2007—2008年，最大的主權養老金挪威GPFG嚴格執行再平衡操作，是當時全球股市最大買家，隨後在2010年實現豐厚回報。2009—2011年，加拿大CPPIB股市波動期間，主動將“再平衡”縮短為日度操作，以及時捕捉錯誤定價。據歐洲保險與職業養老金管理局2019年壓力測試顯示，歐洲養老金將有計劃地實施“再平衡”，增持大跌的股票。
再次，引導長期資金成為市場“穩定器”。取得權益投資和再平衡溢價的關鍵是投資期限要足夠長。養老金資金來源穩定、期限長，有能力去等待並承受市場修復時點、節奏和力度的不確定性。事實上，險資也有類似特征。其他機構則囿於流動性風險，很難成為真正的穩定器和“逆行者”。
從我國具體情況來看，除社保基金外，國內其他養老金和險資機構儘管投資期限足夠長，但很難發揮上述優勢。在本次疫情衝擊下，一些機構非但未曾充當“穩定器”，反而扮演了“放大器”的角色。究其原因在於：一是一些企業年金、職業年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資產管理、投資決策體系，由此更談不上“再平衡”。二是現貨和期貨市場仍缺乏套保對衝等工具，長期資金難以有效實現對衝、管理風險。另外，由於缺乏稅收激勵，投資者對養老目標基金的積極性並不高。三是權益比例和投資範圍的限制。對投資範圍做相對保守的比例和固化約束，不利於多元化配置。除此之外則是需面臨短期考核壓力所致。
疫情防控期間，市場不確定性或意味著波動較大、更加頻繁。對養老金、險資等長期資金而言，不能僅滿足於“抄底”的短線思維，而應在資產配置框架下，建立事前的“再平衡”機制，在穩定市場的同時，取得更高回報。政府部門需解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問題，以及突破進行“托市”的權宜之計，要著眼於引導長期資金完善資產配置框架，以市場化手段使之成為真正的市場“穩定器”。
一是突破理念瓶頸，引導養老金、險資機構，建立標準的資產配置框架，夯實事前“再平衡”機制並嚴格執行。積極培育公眾養老意識，可效仿一些先進經驗，比如提供一站式“養老金查詢平台”等。二是突破產品瓶頸，做大做強ETF市場，有效推動FOF、MOM產品發展。三是突破政策瓶頸，爭取監管合力、推動“提高權益比例、放寬投資範圍、考核長期導向”等政策落地，夯實長期資金優勢。特別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市場穩定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投資範圍、考核等關鍵問題則決定了養老金、險資機構能否擺脫羈絆，收獲長期收益並穩定市場。政府及監管部門亟需進一步創造條件、善加引導、化危為機。四是建立支持醫療研究的專項基金。鑒於SARS、MERS、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頻發，可以考慮效仿有些國家建立“醫療研究基金”，委托社保基金投管，每年以穩定的投資收益，支持醫療健康領域研究，進一步夯實公共衛生體系。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證金融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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