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郡縣制及四民社會下的士大夫官僚政治，與封建世襲制，是中西方進入現代政治之前的兩種不同社會政治體制，也是一黨制與多黨制的歷史文明根源所在。
要理解中西政黨制度選擇之差異，首先要回到各自文明的原點。中西方在文明起點以及此後的歷史發展上，二者的政治思維就走在了不同的兩端。中國以廣土眾民之大國政治為常態。其現實原因有二：中國作為農業文明大國，對內，經常面臨水旱災害，需要興修大型水利工程，而水患治理與水利建設涉及上、下游區域之間的配合，需要大規模的統一籌畫，政府因此成為治理的主導性力量；對外，歷史上持續面臨北方遊牧民族所建立的草原帝國的軍事威脅，必須建立大規模的常備軍。
大國政治能夠成為一種理念共識，還因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這種高遠的社會理想要求最大限度地協調、照顧到所有民眾、所有群體、所有區域的不同利益。要實現這一社會理想，就不能沒有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主導，這是中國發展出大國政治的最深層動力所在。
較之於中國的“大一統”，西方則以希臘雅典城邦式的小國政治為常態，羅馬帝國式的大國政治非其常態而不能持久，衰而不復重興。中國則能一次次衰而復興，在短暫的分裂後走向更大的統一。近現代以來法國的拿破崙、德國的希特勒先後想效仿羅馬帝國統一歐洲，但幻夢都告破滅。
西方近代發展出非大國規模的民族國家，其歷史文明根源還是封建制，而民主制也是從封建制內生演化而來的。美國雖然是聯邦制，但根底上還是最早的十三個州擴大的封建現代聯合體。以文明史為背景的美國戰略界喜歡以美國的興衰來對標羅馬帝國的興衰，但二者還是有很大不同。更何況，一個大國不能沒有歷史，一個大國沒有經歷起落，則很難談得上持久。
大國政治的實現，需要制度上的保證。中國文明成熟的標誌在於三千年前周公之制禮作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以官職為核心的典章制度，體現在《周禮》一書中，就是“設官分職，任賢使能”。這一制度一路發展下來，到漢武帝時開始尊儒術，立五經博士，並為博士置弟子員，弟子員成績優秀者任命為官員，由此發展出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到隋唐出現通過科舉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士大夫文官官僚政治走向定型與成熟。禮部負責科舉考試，吏部負責選拔與考核官員，禦史台則負責對官員的監察。
士大夫文官政治與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相伴相生且彼此影響：秦漢以下的中國社會就是士農工商為主體的四民社會，社會充滿流動性，士不是世襲的，完全是從另三個層級通過科舉考試而產生，從而也就能超越各主要階層利益，代表最廣大的“公”。
西方古代則沒有像中國這樣具有代表最廣大民眾的士大夫階層的歷史文明經驗。西方從古希臘開始，政體的常態都是城邦或小國，在古希臘，民主僅限於少數公民，廣大的奴隸被完全排除在外；羅馬帝國衰亡後，西方中世紀出現小國林立的世襲封建制，掌握政權的國王、領主是世襲的，掌握軍事的騎士階層也是世襲的，但文化卻不掌握在上述的統治階層手上，而掌握在基督教教士手上，再下面則是眾多的農民和農奴。更為嚴重的是，階級固化、階級對立嚴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分別掌握在不同階層手上。當年英國的清教徒移民到美國，一方面是基於歐洲大陸天主教對新教的宗教迫害，另一方面則是基於歐洲嚴重的階級對立，所以他們也自覺要區別於老歐洲。⑨這些對立、分裂的階層，進一步在近代發展為三級會議這樣的等級代表會議，17世紀初西方基督教世界每個國家都有等級代表會議，各級之間充滿鬥爭，並由此而衍生出多黨制，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互相制衡。
與西方這種“小圈子內的民主”相比，治理中國這樣的大國，更需要考慮長久的民意，要看最終的結果，而不是所謂民主政治的民意正當性，民意如流水，變化不定，且不考慮政治結果。王夫之把“善”詮釋為“處焉而宜”，指把事情辦得適宜，這完全是客觀行為的結果。他強調“不處胡宜”，所以“善”若沒有落實為最終的行為結果，是不成其為善。⑩中國的政治正當性是一種“歷史正當性”，是要從歷史的結果來看的。治理中國的大國政治是靠士大夫官僚政治，官之為官在於賢能，所謂“設官分職，任賢使能”，因此，中國的大國政治本質上是賢能政治，而賢能政治與民本政治是一體的，因為官員是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廣大民眾中選拔出來的，所以與民眾有天然的休戚與共的關係。正是這種不同的歷史傳統——士大夫官僚政治與階級代議制的巨大差別，成為中西方一黨制與多黨制的歷史文明根源所在。
中國學習西方後所產生的政黨政治，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選舉鬥爭政治，而是在正、反、合意義上重新回到中國意義上一元的，代表全社會整體的新的士大夫政治。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為優先，利用資本、技術的同時而能節制資本，中國社會主義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克服與超越，這一超越是舍勒所說的資本主義制度不止是作為財產的分配制度，更是作為整個生活和文化的制度。⑪中國社會主義與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文明有深刻的內在關聯性。
作為強調平等、強調普渡眾生而對應不同根器發展出各種方便法門的中國大乘佛教也與中國社會主義有高度的契合。佛教在印度消亡，在中國則有中國化的佛教並發揚廣大，這亦如社會主義在歐洲式微，在中國亦發揚光大。佛教說到，滴水入海，同海廣大，以個人之點滴功德融入到大眾之功德大海中，其功德將無量無邊，永不耗盡；從中國共產黨黨史來看，每一位普通群眾在融入到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中而獲得其神聖意義的獲得，二者不也是相通的嗎？
3、價值：中國文化價值觀的最頂層
禮是一代代人的不斷纍積，但亦離不開聖賢之先知先覺，百姓日用而“不知”，但君子則不能不知，不能不先覺，朱熹在《論語集注》中所言“先覺覺後覺”，此“知”就是“價值觀”。《周易·系辭上》則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是器，道則是價值觀。
文化既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就不是虛玄難懂，而是普通人都熟悉的，那就是作為禮之精神的“仁義”二字。民間誇人常說某人仁義，罵人則是某人不仁義。仁義二字已刻劃、深入到每個中國人的人心裡，仁義二字，看似簡單，實則不簡單。仁者愛人，但愛有基礎、有先後順序，《論語·學而》說孝悌為仁之本，從愛家中身邊最近的親人開始，然後再擴展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擴展為天下一家甚至與萬物為一體。家庭、家族而不是原子式的個人，成為中國文明的核心。“義”則是中國政治內在的價值觀。中國人的“仁義”二字的文化價值觀，其實要分成“仁”與“義”兩個層面。仁與義在《禮記·喪服小記》分別對應著親親與尊尊，親親之“仁”體現在家庭層面而不斷往外擴展，尊尊之“義”的別異則表示在政治層面要尊當尊者，這就是尊賢能的價值觀，價值觀落實在制度上則是“設官分職，任賢使能”的士大夫政治，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對於傳統政治的賢能的價值觀的繼承與創新。
如果用一句話來解釋中國文明的價值觀，那就是《周易》乾卦《彖傳》所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一方面強調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這就是社會的自組織，並沒有抹煞個性；同時又強調萬物協調共濟而達到最高的和諧，這是國家、政府的職責所在。今日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二者如中國傳統一樣是相互配合的，而不同於西方二者的對立。
當代中國的文化價值觀以禮樂文明為深層結構，禮的延續性，體現在政治的精英階層，也體現在社會的家族，由此，中國文明特重歷史，中國歷史具有連續性與通貫性。像《資治通鑒》以及“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獻通考》具有“通史”的意識，通既是上下貫通，亦有普通、普遍之義。中國文明特重歷史，與西方特重宗教相對，而歷史虛無主義則會抽調中國文明以及中國政治的正當性，故而中國對此尤加警惕。
4、性情與文明的品質及高度
最後要說到文明的精神品質中最為精微的性情的層面。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中國文明重詩教，《詩經》時代，詩、樂往往是一體的，詩教在於養成溫柔敦厚之性情。《詩經·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道出了中國人的性情，出征離別充滿憂傷，但面對的景色卻是春天充滿生發、喜悅之氣的楊柳依依；遠征回來充滿喜悅，但面對的景色缺是雨雪霏霏。詩中情與景的反差體現的就是中國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情感，而不是直情徑行。中國文明之能堅韌而持久，與中國文明所養成的中國人溫柔敦厚之性情有至深之關聯。
就現當代中國而言，20世紀40年代費穆導演的電影《小城之春》以精湛的藝術手法傳達出中國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情感方式。50年代郭蘭英演唱的電影《上甘嶺》主題曲《我的祖國》，同樣體現了新中國國人的溫柔敦厚之性情。孔子說“成於樂”，樂影響人的血氣。今天我們談文化、談音樂，不能是動輒文化產業，而是要從治理之最精微層面來理解，今天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層次。不過這幾年對於春節聯歡晚會方向的重視與調整，或許正可以察幾知微。國家治理、文明的精神品質在最精微的層面是要致力於正人心而使人“各正性命”。
註釋：
①（德）馬克思·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第19、20頁。
②（英）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劉陽、馮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86頁。
③（法）科耶夫等《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第20-33頁。
④（日）內藤湖南《中國上古世》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築摩書房，1969，轉引自（日）內藤湖南研究會編著《內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第244頁。
⑤（日）內藤湖南《新支那論》第五章《支那的國民性及其經濟變化》，《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轉引自（日）內藤湖南研究會編著《內藤湖南的世界》，第244頁。
⑥（德）馬克思·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第62-82頁。
⑦（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張岱雲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52頁。
⑧西格蒙德·紐曼區分了政黨的“社會整體性”與“個別代表性”，轉引自（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第20頁。
⑨（美）塞繆爾·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頁。
⑩王夫之：《禮記章句》，載王夫之：《船山全書》第4册，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471頁。相關研究見謝茂松：《大臣之道：心性之學與理勢合一》，北京：中華書局，2013，第91頁。
⑪（德）馬克思·舍勒《資本主義的未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第6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4月號，總第26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