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原因
關於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原因眾說紛紜，表面上看：
1．全球化
這種觀點認為，全球化造成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究其原因，一是非技術移民直接參與工作競爭，而遠在其他國家的非技術工人也通過貿易間接地參與到競爭之中，兩者共同壓低了美國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尤其因為這些非技術移民基本上位於收入分佈的底部，從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更加嚴重。二是全球化直接經由貿易以及外國直接投資、離岸業務等渠道，對美國的收入分配造成顯著影響。
2．技術進步
這種觀點強調，20世紀70年代後，美國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擴大源於經濟結構變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興起，提高了對高技術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識工人階級”收入激增，拉大了與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差距。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弗里曼指出，技術進步隱藏在分散的經濟活動以及離岸生產背後，“離岸生產與數位化共生共存”。
3．產業結構的調整
金融化、虛擬經濟和人工智慧—導致財富集中，馬太效應，資本運作大於實業生產（資本產出比大於勞動力產出比）—製造業萎縮，收入減少—中產階級的衰弱。 結構性失業：服務業與製造業比較，服務業對勞動力的要求高、吸納少相對的。
真正的根源：
1．社會經濟的不穩定性和經濟危機的週期性
20世紀70年代，週期性經濟危機（40年一週期）。在政治經濟學的傳統中，社會經濟不是僅作為技術的或者是自然的法則決定的，而是由擁有不同利益和資源的參與方之間的受公權力保障的互動行為構成的行為體系。從根本上是不穩定的臨時選擇，最多不過是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平衡而已。①20世紀70年代是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階段，美國經濟是40年一個週期。放置在此後40多年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去加以更新，將當前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嵌入一個發展順序當中，並用動態的視角來審視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制度的重建，20世紀70年代戰後秩序的崩潰，“石油危機”以及通貨膨脹等一系列事件中漸漸形成。通過使用金錢——這一資本主義現代社會中最神秘的機制——來消除社會衝突中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首先是通過通貨膨脹，然後是國家債務，接著是私人信貸市場的擴張，最終是今天由中央銀行購買國債和銀行債務。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危機的延遲和加劇，通過購買時間的舉措和被我們稱為“金融化”的資本主義階段性發展過程保持著密切的關聯。每次戰勝危機，在或長或短的時間之後，它又成為一次新的危機的前奏。這一過程歷經複雜而的危機趨勢。②西方富裕民主社會的資本主義正處在三重危機之中，它會持續多年，這包括了銀行危機、國家財政危機和“實體經濟”危機。危機已經深刻地影響幾代人的生活和生活規劃。同時人們也感受到整個社會生活的狀況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
第一，銀行危機來源於，過多的銀行提供了過多的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貸款，最終其中的大部分變成了壞賬；第二，所謂財政危機是數十年來公共財政預算赤字和相應增長的國家債務的結果，這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同時2008年以後，通過對金融機構的資本重組以及接盤毫無價值的債券來拯救金融業，通過財政刺激來拯救實體經濟，都需要政府大量貸款，這也造成了財政危機；第三，實體經濟的危機，它表現為高失業率和停滯的經濟產出。顯然，三種危機是密切相關的：銀行危機通過傾向和國家財政危機相關，銀行危機通過貸款和實體經濟危機相關；國家財政危機通過國家的財政收支和實體經濟危機相關。三者不斷相互加劇。
尤其在70年代，通貨膨脹率的上升有助於提高名義盈利能力，從而抵消本應當出現的利潤率的下降。隨著美聯儲政策推高了利率和 80年代早期發生了二次衰退，利潤率，尤其是稅前利潤率出現了大幅下降。在 1982 至2001年間，財產收入利潤率下降了26.9％(不是26.9個百分點)， 而稅前利潤率幾乎下降了同樣的幅度，為26.3％。他們主張，積纍率的下降，不是因為利潤的缺乏，而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積纍機制是一種使利潤從生產性投資轉移到金融市場的機制。因此，他們堅持認為，最近這場資本主義的危機是一個不可還原的金融危機，而不是一個來源於根本性的盈利能力問題的危機。換言之，從工資中抽出的資金並沒有被用於更多的投資。…… 不斷增長的大規模剩餘價值沒有用於積纍，而是主要被分配在金融收入這種形式上，這就是所發現的金融化過程的源泉。利潤率和投資率之間的差距是金融化程度的一個良好的指標。如果在資本主義整個四分之一個世紀中生產性積纍率始終沒有反映利潤率的大幅上升。這種現象是真實的，那它就是極為特殊的現象。哈森承認，利潤率和積纍率之間的這種背離“ 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幾乎是空前的”。勞倫斯·蜜雪兒運用大量資料分析美國失業問題，得出一個大膽而極富說服力的結論——美國的失業並非結構性失業，而是週期性失業。週期性失業意味著今天的失業者，最終能夠依靠其掌握的技能在各自的產業部門找到工作，意味著教育對於改善收入不平等狀況沒有大的幫助。同時，大量資料也表明，教育與收入不平等問題無關。即使擁有大學甚至更高學歷，也不能保證在前10%收入者中獲得一席之地。在過去15年間，生產力水準顯著提高，但無論大學畢業生還是高中畢業生，他們的單位時間工資補償都沒有任何實質性增加。
2．制度政策： 華盛頓與華爾街共生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呢？在自由派學者看來，政策選擇、規則和制度的作用非常關鍵，它們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也能通過產品市場的解除管制，以及社會支付、工資設置機制或工人協商權的變化，對收入分配產生直接影響。耶魯大學教授雅各·漢克（Jacob Hacker）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指出，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於“政治”，是政治決策在塑造市場時偏向特權階層、犧牲公眾利益的結果。
他們認為，有三個“政治”層面共同推動了這種政治決策的形成。一是政策安排（policy-setting），這一點最重要。其中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具有決定意義，因為各種影響人們生活的政策決策都是由政府制定的。二是“制度”（institution）。通過“否決點”的塑造，制度規則讓行為者有機會通過其希望通過的政策，阻止其不希望實施的政策。三是“組織”（organization）。組織在促進政策變化中具有關鍵作用，而當前美國的組織環境極具偏向性。許多代表商業和富人利益的組織異常強大，並且因其擁有的各種資源而受到政治家的關注和青睞；而工會的持續性衰落，致使代表窮人和中產階級的那些組織越來越少，也越來越弱小。這三個政治層面，共同促成了導致更大不平等的體制性政治偏向。總之，各種不同形式的組織及其圍繞政策安排和選舉進行的鬥爭，構建起美國的政治衝突，而美國的政治制度，則有利於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組織及其聯盟推行捍衛自身利益的新政策並重塑市場。
美國國家政府的趨向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主張自由市場的“華盛頓共識”取代了推動底層階級收入增長超過了上層階級的《底特律條約》，一種截然相反的現象出現了：絕大多數工人不再能夠分享生產力增長的收益，而“富人們變得心滿意足”。社會不平等越來越大，貧富分化也越來越嚴重。政客們雖然在演說中指出我們的價值觀和社會都出了問題，但隨後他們還是任命那些曾在市場體制嚴重失敗過程中執掌金融機構的CEO和其他企業高管擔任政府要職。我們本不應該期望並不成功的體制的設計者能夠重建該體制使之奏效，尤其是對大多數公民奏效——果然這些設計者們失敗了。政治失敗和經濟失敗是相關的，它們彼此相互強化。一種放大了富人意見的政治體制會提供充分的機會制定並執行相應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的設計不僅不能保護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剝削，而且會進一步以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使富人更富。
3．壟斷淩駕於競爭之上
壟斷並沒有消滅競爭，壟斷與競爭並存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特點。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各個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之間的競爭就不可避免，並在經濟中發揮主要調節作用。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還存在著一些未被壟斷組織吞併的局外企業和大量中小企業，這些企業之間，存在著私有制商品生產經營者間的自由競爭關係。但一旦壟斷形成以後，利用壟斷的市場優勢和資本優勢，就會大小通吃。壟斷有利於企業做大做強，有利於參與國際競爭，提升國家實力。這符合美國贏家通吃的遊戲規則。
四、結語
雖然，當前製造業比重不及服務業，以及製造業比重本身的波動，並沒有改變美國始終依靠創新支撐在世界製造業中的領先地位。金融危機後，美國提出“製造業回歸”，也引發全球對美國製造業的重新審視。在奧巴馬政府一系列製造業戰略和政策的推動下，製造業成為美國經濟復蘇的重要支撐，美國製造品出口在2009年至2012年之間增長47%，出口額一路刷新紀錄。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通過計量分析發現，美元匯率的競爭力、葉岩氣革命帶來的廉價能源、與新興國家在勞動力成本上差距縮小等因素，推動了美國製造業的復蘇。
美國社會不平等已經出現固化，即便有所改善也十分艱難。一方面，經濟復蘇需要一定時間，製造業復蘇更需要時間。加上目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必遭到其他國家的反擊，互增懲罰性關稅直接影響製造業的出口；另一方面，人工智慧的逐漸推廣，使工人選擇就業和提高待遇的機會日趨減少和被動。公平與效率始終是一個困境，理想上的合理兼顧是十分困難的。鑒於美國政府的贏家通吃的傳統和美國崇尚競爭的文化背景，加上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技術壟斷和資本壟斷的趨向不容樂觀，追求平等猶如堂吉訶德去挑戰大風車一般。何況世界的發展本來就不是線性的和合情合理的。叢林法則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保守派 “機會平等”遠比結果“平等重要”的論斷反映了競爭甚至“掠奪”的殘酷。思考不平等問題比解決不平等更重要，尤其在當前世界進入一個轉型時期。
註釋：
①[德]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著：常晅譯：《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版，第6頁。
②[德]沃爾夫岡·施特雷克著：常晅譯：《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版，第11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4月號，總第26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