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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村务”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图片来源：徐昱） |
中評社北京4月15日電／據半月談報道，面對汹汹疫情，以移動互聯網為基礎，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WIFI指紋等技術綜合運用的精准防控，在確保嚴控疫情的前提下，盡可能把對社會經濟、民眾生活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但此次抗疫大考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讓數字治理進一步發揮效力、釋放潛力，值得城市管理者深入思考和實踐。
數字治理表現難如人意
為提升數字治理能力，近年來各地加大了智慧城市硬件設施的投入和建設。以數字政務為代表，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7月，數字政務已覆蓋我國422個城市，涵蓋1000多項服務，累計服務民眾達9億人次。
但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防疫期間一些地方智慧城市並不智能，政務服務抗壓能力、應變能力弱，涉及城市管理、服務的智能化體驗更是糟糕。
疫情發生後，東部某城市開通了在線口罩免費申領服務，應該說，這本是一項人性化的便民服務，實際效果卻難如人意。
該市市民張女士表示，為了搶口罩自己守著點緊盯手機，但是剛開始兩次登錄，系統都顯示錯誤。“連續搶了三四天，一開始始終登錄不上，沒過兩分鐘口罩又領光了，感覺根本搶不到。”
與此同時，智能管理末端許多基層幹部也表示科技對工作支撐力有限，對許多並不智能的應用叫苦不迭。
在東部省份某小區，由於防控疫情，小區出入進行管理，居民填寫相關信息後，發放紙質出入證明或者通行卡。填表、檢查身份證、房產證、發出入卡……半月談記者看到，不少群眾排起長隊等待辦理、領取證明。居民手中的紙質證明和門口新設立的人臉識別門禁形成鮮明對比。
受訪社區工作者普遍表示，由於前期住戶信息搜集不準確，加上目前工作人員手機端App沒有相應數據錄入模塊，不得不採用填表這樣的老辦法。
實際上，在大數據精准定位人群後，許多村莊、社區，基層幹部還是不得不啟用“土辦法”，例如對居家隔離戶只能採取24小時輪班“盯梢”，傳遞信息還是得靠打電話、“掃樓”。
“因為有些應用模塊是固定的，平時上報的信息選項沒有體溫這樣的選項。”一名基層幹部說，“下指令可以通過短信等，但反饋就困難了。個人信息、體溫等填寫都是靠人工手寫，整理完了再錄入電腦，最後通過郵箱等手段上報。”
此外，一些地區一線工作人員表示，政務信息化後，數據孤島卻依然存在：“各部門數據不打通，只能多頭上報”“信息化反而增加了一道信息錄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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