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9日電／澎湃新聞：疫論·勞動｜全球5億人將陷入貧困，全民基本收入迫在眉睫？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杜雲飛
全球“大流行”已經叫停了很多國家的經濟，失業率在全球範圍內陡增，零工經濟從業者更沒有任何保障。在此情況下，關於“全球基本收入”的討論又迎來了高潮，被納入一些政府挽救經濟的舉措之中。近日在西方世界引發熱議的是西班牙政府，他們計劃引入一項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措施，於三個月後實施，將為收入低於200歐元的個人或低於450歐元的家庭每月提供500歐元的現金補助，直到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正式推行為止。幾日前，梵蒂岡的教宗方濟各也致函勞工運動團體，呼籲人人得到全民基本收入。事實上，從美國、加拿大、芬蘭等西方發達國家，到印度、肯尼亞等欠發達國家，都曾經有過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點案例。本文嘗試總結以往的經驗，并分析全民基本收入在當下的可行性與在更長的時間綫上應對新自由主義的必要性，也同時提出了各方對這一方案的顧慮。
疫情下，重新討論“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截止4月9日，全球範圍內確認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已經達到143萬人，是SARS感染人數的50倍，85000餘人因此喪生。在此次全球性流行病中，除了醫療保健和生命健康之外，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還引起了全球範圍的經濟破壞。許多國家都頒布了嚴格的隔離措施，人們只能在特殊條件下外出購置生活必需品，幾乎所有飯店、酒吧、微型企業被迫停止營業，已經并將繼續導致大規模的失業以及巨大的經濟焦慮。3月10日，道瓊斯指數、納斯達克指數迎來了十年來最嚴重的暴跌，3月16日紐約證交所道瓊斯暴跌9．7％，標普也下跌了8％。世界貿易組織在4月9日警告全球貿易的停滯可能導致新的大蕭條，國際人道主義倡導組織樂施會也警告說，如果政府采取的緊急行動無法緩解人們的困境，全球疫情可能導致全球5億人陷入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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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開始盡其所能，在雇主無力支付工資時保護雇員的收入以及自營職業者的收入，但實施的措施往往難以保護大量非正式工人和移徙工人。於是，全民基本收入這一概念或類似舉措又逐漸出現在各國政府挽救經濟的舉措中。澳大利亞於3月12日通過一項法案，向大約600萬人發放750澳元的一次性現金補助。3月25日，美國失業人數突破330萬最高紀錄，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超過10萬，疫情擴散至全美50個州，鑒於這一情況，3月27日美國國會參衆兩院批准了2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包括對年收入低於75000美元的個人一次性直接發放1200美金的直接補助，對家庭年收入低於15萬美金的夫婦發放2400美金補助，每個孩子額外獲得500美金。西班牙在3月14日便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鎖，以遏制疫情傳播，并宣布將對私人醫療衛生服務進行國有化控制以應對疫情。在英國，繼向無法領取薪酬的雇員支付80％薪資（每月最高2500鎊）之後，一個跨黨派聯盟（工黨、蘇格蘭國民黨、自由民主黨、民主聯盟黨）正在發起全民基本收入的請願活動，已收集超過197萬人簽名，議員羅尼·柯萬（Ronnie Cowan）公開敦促英國政府考慮全民基本收入這一解決方案。全球還有超過500名學者聯名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各國政府在此危機時刻超越傳統的福利政策，以確保其轄區內每個人都有足够的經濟條件購買生存的必需品。4月5日，西班牙經濟事務大臣納迪亞·卡爾維尼奧發表聲明，稱西班牙政府計劃引入一項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措施，於三個月後實施，按家庭的經濟狀況提供經濟救援；西班牙社會保障部長何塞·埃斯科利瓦稱該措施將為弱勢群體打造永久性的安全網絡，會有多於100萬家庭受益，將為收入低於200歐元的個人或低於450歐元的家庭每月提供500歐元的現金補助，直到永久性的基本收入正式推行為止。西班牙共產黨員、消費者事務部部長阿爾貝托·加爾鬆提議歐洲共同參與，希望歐盟及相關組織可以提供足够的非借貸的資金，而根據Airef（獨立的財政責任授權機構）的計算，若要涵蓋180萬民衆（收入低於263歐元的個人或497歐元的家庭），那麼政策的成本大概在每年55億歐元左右。目前，所需資金的籌措依舊在討論和制定中，鑒於西班牙目前的債務水平超過了GDP的90％（西班牙經濟智囊團Funcas預計冠狀病毒危機可能還將增加1000億歐元的債務），部分經濟學家對此表示憂慮，希望能保障非正規經濟的稅收（估計20％的國內GDP未在稅務部門登記）、削減其他形式的財政援助以滿足基本收入措施所需資金。
4月12日，梵蒂岡的教宗方濟各也致函勞工運動團體，呼籲人人得到全民基本收入，稱“流動攤販、舊物回收工、展會工作者、小農民、建築工、以及各種護理工作的從業者”都是“地下經濟的勞工”，“在這一時刻考慮全民基本收入，以承認勞工高尚又不可取代的任務并獲得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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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什麼？根據基本收入地球網絡（BIEN）這一組織給出的定義，基本收入是一種無條件地提供給所有個體的定期現金支付，無需附加經濟情況調查或職業要求。也就是說，全民基本收入至少要滿足四個特點：全民普遍的、無條件的、定期的現金支付、直接發放給個人（而非家庭）。根據這一定義，盡管掛上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標簽，但當前各國政府實施的經濟援助舉措要麼是針對處於經濟弱勢的特定群體的（有條件的）非全民基本收入，要麼是一次性的家庭現金補助，在嚴格意義上都不屬於全民基本收入。
《公民基本收入》一書的作者馬爾科姆·托里（Malcolm Torry）就認為，目前許多國家采取的現金補助并不符合“全民基本收入”的機制，而更像是有條件的現金轉移計劃（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CCT），所以使用基於無條件、普遍性原則的“全民基本收入”一詞來形容這些舉措是成問題的。托里承認并歡迎各國政府對現有福利制度的調整，但是任何非全民基本收入的舉措都不會顯示出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所具有的優勢。在這場危機中，用“基本收入”這個詞來形容非基本收入的新福利或經過改革的福利制度，是具有誤導性的，而且它使得對全民基本收入理性辯論更加困難。
在當前疫情帶來的經濟危機中，各國對全民基本收入頗感興趣的原因是，真正的基本收入將提供有保障的國民收入，減輕民衆的經濟焦慮，向經濟注入需求以避免或緩和經濟衰退，并有助於創造國家渡過這場危機所需的社會凝聚力。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基本收入地球網絡組織的聯合創始人蓋伊·斯坦丁在今年出版的新著《與八巨人戰鬥：如今的基本收入》（Battling Eight Giants）中詳述了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緊迫性和可能性。斯坦丁認為，目前的西方主要經濟體中，私人和公司都面臨著極高的債務風險，工人階層在經濟上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而衆多經濟部門都高度依賴完整的全球供應鏈，這些因素造成了當今世界經濟的脆弱性；而當新冠疫情這一全球流行病與全球經濟危機相結合，在隔離中大量勞動力被迫暫時性失業，大量普通公民面臨著危險的財務狀況，醫療保健系統不堪重負，各種因素導致的社會分裂極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崩潰。通過與英國工黨影子大臣約翰·麥克唐納的合作與長期的研究，斯坦丁將希望寄予全民基本收入計劃，認為這一舉措能够解決許多政府目前的經濟和社會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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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點案例
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有許多類似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點案例，其中一些例子來自富裕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芬蘭，另外一些例子來自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納米比亞、肯尼亞等。從理論上說，許多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點或試驗都不能真正檢驗這一想法，因為試點或試驗通常只關注一個群體或樣本的人，而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是給予所有公民的。但在描述和評估一些基本收入實驗時，一些發現確實表明了其對受益人、家庭和社區的積極影響。
在經濟發達地區，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國阿拉斯加州的永久紅利基金（Permanent Dividend Fund，PDF）。阿拉斯加存有豐富的石油資源，根據五年期間的石油收入，州政府每年利用化石燃料開采收入的四分之一為居民支付一定的費用。例如，2015年除了囚犯和被判重罪者，每個居民都獲得了2072美元的紅利，而根據範帕里斯和範德堡特的調查參數，阿拉斯加是美國所有州里不平等率最低的，每個公民都能分享集體創造的財富。盡管是否可以將其稱為全民基本收入依然存在爭論，但這無疑是通過分享自然資源財富／公共資源以造福社會所有公民的案例，表明了在較富裕國家提供全民基本收入是可行的、可負擔的。有趣的是阿拉斯加的這一計劃是由保守的共和黨政府於1976年提出的，政策制定者、共和黨州長傑伊·哈蒙德認為這一分紅計劃與社會主義思想毫無關聯，阿拉斯加憲法規定自然資源屬於阿拉斯加州公民，而不是像社會主義那樣屬於阿拉斯加州，因此阿拉斯加人有直接使用這筆財富的權利。對阿拉斯加州的經濟研究得出的結論表明，這一基本收入對阿拉斯加的就業率沒有負面影響——而反對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它會降低人們參與工作的積極性。
在印度的中央邦（Madhya Pradesh）農村地區進行的基本收入試驗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試驗之一，來自九個村莊的六千多人從這一試驗中受益。2009－2010年，兒童基金會在一個名為自營職業婦女協會（SEWA）的地方組織的資助和支持下，評估了無條件轉移支付或基本收入對約6000名男子、婦女和兒童組成的社區的影響。這是第一次在印度試行無條件和普遍的基本收入。在18個月內，受益人將收到一筆可以隨意支配的現金，通過三輪統計調查和案例研究，對人們接受補助金之前、期間和之後的申請情況進行了評估，并將這一期間的所有變化與未接受補助金的對照組進行了比較。其中包含有兩個試點項目。第一個項目被稱為“中央邦無條件轉移”（MPUCT） ，涉及八個村莊，每個人每月都能得到補助。另外十二個村莊被用作控制村。第二個試點被稱為部落村無條件現金轉移（TVUCT），向一個部落村莊的每個人提供補助金，并與另一個部落村莊進行比較。在選定的村莊，每個公民（男性、女性、兒童）每個月都得到一定數量的無條件現金，提供的金額是收入中位數的四分之一（兒童得到的現金減半），略高於當地的貧困綫。這些試驗旨在確定基本收入對個人和家庭行為和態度的影響。最大的變化是兒童的健康和營養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改善，得到補貼的成人還清或減輕了債務，增加了就業率并有意願支付更好的醫療服務，但是當地兒童尤其是女童的入學率并沒有顯著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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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班納吉等人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基本收入試驗（納米比亞、肯尼亞、印度）進行研究後認為，許多人擔心的負面影響證據并不充分。對於領錢的人更容易消費香煙、酒精等＂誘惑品 ＂的質疑，相關研究發現，雖然有藥物濫用的受助者情況并沒有改觀，但領取基本收入的人平均減少了0．18個標准差的誘惑品支出。除此之外，研究者還發現了多種多樣的積極影響，雖然考慮到受試者個體差異，在不同的試驗中獲得的效果有較大的波動，但群體的平均效應可以說明全民基本收入計劃在受試者的收入、儲蓄、債務、飲食多樣性、入學率、考試分數、認知發展、醫療衛生設施的使用、勞動力參與、童工、家庭暴力、婦女賦權、婚姻、生育率和避孕藥具的使用等各方面都有改善。
全民基本收入的積極意義
在更廣泛的語境中，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還論證了一系列這一構想的積極效果。首先，全民基本收入可以促使人們重新反思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作倫理。哲學家安德烈·高茲認為，工作已經被簡單地等同為用勞動換工資，工人被簡化為打工賺錢的人，然而真正的工作并非僅限於有償雇傭關系，不能用貨幣計算的情感勞動、家務勞動、志願者勞動、社工等也應該被視為工作。而且如今存在著大量的無社會價值、充滿挫敗感的低收入工作，也就是大衛·格雷伯所說的“狗屁工作”，許多服務部門雇傭大量下層階級的勞動力從事毫無意義的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塑造一種工作意識形態，只肯定那些有工作的人，認為有工作的人比沒有工資的人更有價值，并且變相地強制勞動者主動加班、不斷侵蝕工作和生活的界限。通過實行全民基本收入，不僅能够補償社會所必需的志願性、社區性、關懷護理勞動等與市場無關的勞動（情感、藝術），還可以創造更廣泛的平等和包容，不能再以是否有帶薪工作來評判人的價值，有助於建立更加全面平等的社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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